昭和五十五年（1980年），东京，米花町。

临近圣诞，便利店橱窗也应时沁上一层薄翳，被店内暖气烘得半透明，映出里面那株挂满金粉缎带的塑料冷杉，其上几串响铃随暖流偶尔轻晃。

店里，戴圣诞帽的店员弯腰递出一盒蛋糕。女孩双手接过，小脸贴在盒面上，笑着让蛋糕上的奶油雪人多多指教。身旁的男人宽了宽她的帽檐，又朝店员略略鞠躬。

橱窗外，男孩站在风口，裹着福利院发下的青灰色棉衣，袖口长出一截，下摆快垂到膝盖上。

有牵着孩子的女人从他身边快步走过，高跟鞋在柏油路上笃笃作响。

她偏过头，目光在男孩身上扫过，眉头便皱起来，抓着自家孩子的手紧了紧，脚步迈得更急了。

待到走远些，女人才低头向那戴着围巾的孩子念叨几句，说着不好好读书便要落得这种下场的老话。

男孩没理会这些听惯的声音，只是将脸推近橱窗，呵出的白气在窗面上蚀出一个雾孔。趁水汽化开，能看清里面码放整齐的饭团。

里头的女孩捧着蛋糕盒子转过身，预备出门时，目光通过玻璃，看向衣衫褴缕的男孩。

后者被那道视线一灼，猛地往后一缩，脚跟绊在台阶边缘，向后跟跄几步，跌进灯光照不到的地方。

他稳住身形，朝31号先前和他说过的地方跑去。

奔逃时，冷风顺着立起的衣领呼啸灌入，连带着七岁那年的往事也跟着漫上来。

那时的男孩还不住福利院，缩在米花町深巷一家居酒屋的阁楼里，阁楼空间很窄，踮起脚尖就会碰上被虫蛀过的房梁。

收留他的老头病得下不了床，瘫在被褥上整日地咳。

老头的儿子长着双刻薄的三角眼，备菜时嘴里叼着烟，一边剁着案板一边骂。怨老头迟早要把痨病过给全家人，又恨老头捡回来吃白饭的小鬼惹尽晦气。

有时骂得激动了，他便把案板上的猪肉摔入水槽内，水花飞溅在墙砖上，顺着缝隙吧嗒吧嗒往下淌。

每每这时，电视里筑紫哲也的声音也变得格外激越。

接着“经济腾飞”“一亿总中流”这些总也听不懂的大词便从小小的铁箱里溢出，绞缠着屋里散不尽的烧酒气，凝在玻璃窗上，被男孩手中的破布一把抹去。

后来的某一天，屋里忽然安静下来。

有人抬来一个用白布裹着的小四方盒子，搁在屋子中央，香点起来，烟线就直直往上升。

男孩有心想挤近前头去瞧，却被三角眼狠命踹出门外，让他别碍着大师做法。

他被踹得仰面倒在泥地上，手心里扎进了碎石子，却连声都没敢吭。只是拍落身上的泥巴爬起来，呆呆地靠着门框站着。

屋里头传来听不真切的诵经声，他听了很久，久到肚子里发出一声绵长的鼓叫，才恍惚明白那苦命的老头大概是不用再咳了。

有那么一瞬间，男孩试图感受心头涌起的激浪，又很快败下阵来。

他饿了。

一开始，男孩以为饿了能象野狗一样去抢，或趁水果摊老板不注意摸走几个蜜柑。但那个拿着扫帚满街追打他的老板跑得比狗还快，况且蜜柑不顶饿，吃多了还闹肚子。

后来他学乖了，知道该在城市休憩的间隙刨食。

早上睡醒，他便跑去菜市场，见有人推着空箱子就上前帮忙收拾，若运气好，碰到个心善的摊主，就能讨到两块面包果腹。

待到中午，他又蹲在工地旁，看工人吃便当，有人吃不完的饭会顺手递给他，让他帮着处理掉。

实在不走运的晚上，他就到7-eleven仓库后面缩着，那里的排气扇愿意听他讲话，还会吹些热气温走晚风。

只要他在早班店员来之前滚蛋，值夜班的大学生通常懒得赶他。

这是他的东京。

跟电视里说的一点也不一样。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半年多，直到一个深秋的早晨，男孩睡过头，被人一脚踢醒。

嚼着三明治的巡警捏住后领，将他从那堆纸箱里半提着拎起来，皱着眉问他家在哪儿？

他支支吾吾报出酒馆原先的名字，结果警车开过去一看，招牌早换了。

接手店面的是个打扮入时的妈妈桑。

女人个头不高，头发烫成夸张的大波浪。她斜靠在糊了一半金线壁纸的吧台，一条廉价的酒红色紧身连衣短裙紧绷在身上，布料被丰腴的肉体撑得极满。

“那边的金线壁纸贴歪了，没长眼睛啊？”她尖声喊道，胸前的软肉随着她的呼吸剧烈颤动，几乎要从领口弹出来。

见警察进门，她才低头吐出一口烟气，呛人的薄荷味直冲男孩鼻腔。

女人看也不看被呛到的男孩，只说她要将老派的立饮酒馆改造成如今更时兴的snack bar。

末了，她熟练地从名片盒里抽出一张洒了香水的手写名片，夹在指尖递过去，盼着他能多来照顾自己。

听明白意思的巡警搓着女人的手笑，待到女人将媚眼抛作白眼，才舍得将男孩塞进车里，一路送进了城郊一间福利院。

福利院新起不久，从街上清掉的孩子被成批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