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三家的时候，他拒绝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数字可能是真的，但具体名单不能公开，因为被取消资格的企业里，可能有一家或几家，跟高天阳有某种不方便说的关系。

采访进行了四十分钟。

陆峥问了十五个问题，涵盖了民营经济、商会职能、产业政策、营商环境等各个方面。他的问题都很专业，看起来就是一个认真做功课的记者。

高天阳回答得也很专业，滴水不漏。

但陆峥注意到几件事。

第一，高天阳的办公桌上，除了电脑、笔筒、电话，还有一样东西——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一张照片，一个女人，四十多岁，长相普通，笑得很温和。那是高天阳的妻子，五年前去世了，乳腺癌。

一个在办公桌上放亡妻照片的人，说明他重情。

重情的人，有软肋。

第二，高天阳回答问题时，有两次下意识地摸了摸脖子上的疤。这个动作，在心理学上叫做“自我安抚”——当人感到压力或者不安的时候，会不自觉地触摸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来缓解紧张。

这说明，采访中有些问题，让他感到了压力。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

采访进行到第三十五分钟的时候，办公室的门被人敲了两下，然后直接推开了。

进来的是一个女人。

穿着一件黑色的长款大衣，头发披着，脸上化了淡妆。长相不算惊艳，但很有味道——不是那种甜腻的美，是那种冷冽的、像刀子一样的美。

她的右手手腕上，戴着一块表。

方表盘。

深蓝色表带。

陆峥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一下。

就一下。

“高总，打扰了。”那个女人看了陆峥一眼，目光很快，快到几乎没有停留，然后转向高天阳，“那份文件需要你签一下。”

高天阳的表情变了。

不是恐惧，不是紧张，是一种很微妙的变化——他的肩膀微微收紧了一下，嘴角往下压了零点几秒，然后迅速恢复。

“放桌上。”他说。

那个女人把一份文件夹放在高天阳的办公桌上，转身走了。

门关上。

陆峥看着她走出去的背影，大衣的下摆随着步伐轻轻摆动，像一面黑色的旗。

“陆记者，我们继续。”高天阳的声音把陆峥拉回来。

陆峥收回目光，翻开笔记本。

“高会长，刚才那位是——”

“秘书。”高天阳说，“新来的。”

秘书。

陆峥在心里笑了一下。

一个能让高天阳肩膀收紧、嘴角下压的“新来的秘书”。

他没再问。

又问了五个问题，结束了采访。

陆峥关了录音笔，把笔记本和笔收进包里，站起来。

“高会长，谢谢你接受采访。”

“不客气。”高天阳也站起来，又伸出手。

这一次，握手的时间比第一次长了半秒。

陆峥走到门口，停下来，转过身。

“高会长，还有一个私人问题。”

高天阳看着他。

“你脖子上的疤，是什么时候的？”

高天阳摸了摸脖子上的疤。

“二十年前了。”他说，“被人绑了。”

“后来呢？”

“后来？”高天阳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淡得几乎看不出来，“后来那人就不在了。”

陆峥点了点头，拉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很安静，地毯踩上去没声音。

陆峥走到电梯口，按了下行键。

电梯门开了。

里面站着那个女人。

黑色大衣，披着头发，右手腕上的表在电梯的灯光下泛着冷光。

她看了陆峥一眼，这次看得比刚才久。

“几楼？”她问。

“一楼。”

她按了一楼。

电梯门关上，开始下降。

两个人并排站着，中间隔了大概一米的距离。电梯里很安静，只有缆绳转动的声音，嗡嗡嗡的，像蜜蜂在飞。

陆峥看着电梯门上自己的倒影。

她也看着电梯门上自己的倒影。

两个人都在看对方，但没有一个人转头。

电梯到了二十三层，停了，门开了，没人进来。门关上，继续下降。

“你是记者？”她突然开口了。

声音不大，但很清楚，带着一点点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