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军的营帐扎在距离真定城东南方向十几里的枯草地和荒弃的耕地上，顺着一条干涸了的河沟两岸铺开，从高处望下去像一堆被风吹散的灰色积木，不多，不密，稀稀落落地在旷野上缀着，中间留出了大片大片的空地。空地不长草了，被马蹄人和车轮碾烂了千百遍。成堆的黑色灰烬被风卷起尾巴在空地上到处乱窜，像一群找不到巢的麻雀。没有篝火。没有人敢在离敌城这么近的地方点大火。

帐篷的材料五花八门，从真定城周边乡县和坞堡中抢来的粗麻布做成的帐篷骨架是刚砍下来还带着树皮湿气的湿木料，撑不起太规整的形态。多数帐篷歪歪扭扭地立在泥地里，被朔风一吹整副骨架就从里往外嘎吱嘎吱作响。有的帐篷连四面的围布都不全，用麻绳拴住两根柱子的一角兜住北风。伤员就挤在这样透风的帐篷里，一个挨一个侧躺着，腿挨着腿，背靠着背。伤口在黑暗中被冻成了一坨坚硬的冰疙瘩。止血用的布条和碎麻绳从他们身上垂下来拖在泥地上，和着草屑、马粪、冻泥搅在一起，像一条条腐烂的肠子。

受伤最重的那批人被安置在营地的正中央，离中军的褚字大纛最近。三顶帐篷被辟出来专门收容重伤兵，每顶帐篷都是临时征用的两间民房拆了门板堆叠起来搭成的临时救护所。帐篷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让人想要干呕的气味。那不是血腥味——血腥味他们已经习惯了。那气味是脓、粪便、尿、腐肉和某种从伤口深处渗出来的黏稠分泌物混合在一起的复杂味道，厚得可以在舌头上挂一层黏膜。

营中没有随军的郎中和医官，黄巾军没有朝廷那些正经的建制。只有几个在太平道里学过粗浅医术的老道众，平时替教众把把脉、开些草药、治些头疼脑热是没有问题的——可面对这些被长矛捅穿腹腔的人，他们能做的事情极其有限。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跪在伤员的草席旁边，手里攥着一把磨得发亮的铜匕。不是匕首，是早年行医时用来划开脓疮的那种小铜刀，刃很薄，薄得像一片叶子，在灯光里微微透着光。他面前躺着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士兵，腹部被一支长矛扎穿了一个洞，肠子从伤口里挤出来，紫红色的，泛着光泽。

老者的手在抖，他用铜刀在伤口边缘切掉了几块已经发黑坏死的腐肉，腐肉一碰就碎，黏糊糊的往手指上粘。那人没有叫喊，不是不怕疼，是已经疼到没有力气叫喊了，眼珠翻白，嘴角有白色的泡沫，喉咙里发出一种低微的、持续不断的嘶嘶声，像风从破了的陶罐缝隙里挤出来。老者从陶罐里舀出一瓢水冲洗伤口。水从伤口上流过，带走了一些血痂和碎肉，又从伤员的腹侧淌下去，把草席洇湿了一大片，湿漉漉的，散发着一股馊臭。伤口里没有看到新鲜的出血——不是因为止血了，是把血已经流干了，身体里剩下的那点血被身体紧紧地锁在最深处的血管里，再也不往伤口那个方向走了。

老者在用麻线缝伤口，没有针麻线穿不进皮肉里，他用了从死人靴筒上拆下来的一根细铜锥代替针。铜锥在油灯火焰上烤了一会儿，黑烟薰了铜锥一身，他把麻线穿进锥尾的小孔里，从伤口边缘的皮肤下面穿过去，再穿回来，再穿过去，再穿回来，像缝一件破了的衣裳。

年轻人终于发出了声音，不是什么有意义的话，是嗓子在对疼痛做出的最原始的、最本能的反应。那声音从喉咙里往外爬的时候不像人的声音，像猫被踩了尾巴时发出的那种尖锐又短促的嚎叫。

老者的手没有停，声音还在哆嗦，手上的动作从哆嗦中硬是稳住了。他把伤口缝合了大半，最后一步是打了一个麻绳的死结。然后他从陶罐里抠出一把不知道是什么草药的烂糊糊——那一坨黏糊糊的东西呈深绿色，散发着一股浓烈的苦涩气味——敷在伤口上，再用一条干净的麻布缠了好几圈，从腰间绕过去，再从腋下绕过来，打了个结。

那人终于安静了。不是伤口不疼了，是老者不知道在哪里戳中了他什么穴位，他的呼吸从之前急促的、短促的频率慢慢地缓下来，慢到像一个人在熟睡时才会有的那种平稳而缓慢的呼吸。他的眼珠不翻了，眼皮慢慢地合上了。他活着，可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到明天早上。

老者的手停在半空中，铜锥尖上挂着一截麻线头，在灯光里微微晃动着。他在想什么，也许在想这个年轻的太平道徒是谁家的孩子，也许在想那双翻白的眼珠子到底还能不能再睁开眼睛看一看明天的太阳。这世间，生民的命便如这灯下的飞蛾，明明只求一隙光亮，却总被烧断了翅膀。

王当蹲在帐外，隔着一层被血渍浸透了的帐布听着里面老者的喘息声和他的弟子递铜刀递麻线时低低的对话声。他没有掀开帐帘进去，他的手按在帐布上，五个手指嵌进布料纤维里使劲地抠着，抠到指甲盖都往外翻了几分。

帐帘从里侧被掀开了。那个老者满头大汗地探出上半身，看见王当蹲在门口，吓了一跳，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只憋出了一句很轻的、带着浓重冀州口音的话：“王渠……王渠帅。”他叫的是王当的官号，后半截话就接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