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的波洛伏齐部落原本就分散且软弱，面对这群从东方逃来的、装备虽然残破但战术凶狠、完全不留余地的“野蛮人”，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有的部落被彻底击溃、吞并，幸存者沦为奴隶；有的部落则望风而逃，迁往更偏僻的沼泽深处；也有少数胆大凶悍的部落，在最初的惊恐过后，选择了加入——在这片弱肉强食的土地上，追随更强者是生存的法则。

脱黑脱阿很聪明。

他并不一味屠杀，而是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

对于主动归附、并提供粮食和向导的部落，他给予一定的“保护”，并允许其保留部分自治。

对于顽强抵抗的，则施以最残酷的镇压，以儆效尤。

很快，他就在第聂伯河河口附近、黑海北岸的荒凉地带，强行打下了一片立足之地，控制了几个条件相对较好的营地，手下也重新聚集起了近三千人，虽然成分复杂，矛盾重重，但至少暂时有了喘息之机，恢复了一些元气。

为了生存，也为了获得更稳定的补给和“合法”身份，脱黑脱阿甚至尝试与更西边、黑海沿岸的一些势力进行接触。

他派出会几句蹩脚库曼语或希腊语的手下，携带抢来的皮毛、琥珀等物，小心翼翼地向克里米亚半岛南岸的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商站，以及半岛上残存的拜占庭帝国据点，表达“贸易”和“归顺”的意愿。

当然，所谓的“归顺”只是幌子，目的是获取粮食、铁器、乃至雇佣军的身份，以增强自身实力，并打探周边更强大势力的情报，避免在不明情况下撞上铁板。

另一股规模较小的逃亡者，则选择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他们主要是由木华黎麾下最忠诚的蒙古本部老兵组成，人数仅有数百，由木华黎的一位远房侄子率领。

他们在萨莱之战中身处核心营地，目睹了木华黎自刎、博尔术战死的全过程，在极度悲愤和绝望中，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和以命相搏的悍勇，硬是从宋军包围圈的一个薄弱结合部杀出一条血路，向北逃入了伏尔加河中游的茂密森林地带。

与脱黑脱阿那伙人不同，这些蒙古老兵心中仍存有强烈的民族认同和复仇执念。

他们深知东方、南方已无立锥之地，宋军、库曼人、花剌子模人，乃至曾经的附庸部落，都不会放过他们。

向西是陌生的罗斯人和更强大的势力，向东、向南是死路。

唯一可能的方向，是向北，进入那片被称为“黑暗森林”的、寒冷、广袤、遍布沼泽和针叶林的未知地域。

那里居住着芬兰-乌戈尔语系的诸多原始部落，以及一些与世隔绝的保加尔人分支，文明程度极低，环境恶劣，但相应地，统治也极度薄弱，甚至不存在强大的统一政权。

“向北！去森林深处！那里没有宋狗，没有库曼人！我们是苍狼白鹿的子孙，长生天既然让我们从萨卡尔的尸山血海中活下来，就不会让我们死在森林里！我们要活下去，像种子一样埋进土里，等待春天！”

木华黎的侄子如此鼓动残存的部众。他们将这视为一种“战略转进”，一种为蒙古保留最后血脉和复仇火种的悲壮迁徙。

这支小部队抛弃了大部分辎重和多余马匹，化整为零，以家族、十户为单位，凭借顽强的求生意志和适应能力，艰难地向北渗透。

他们穿越伏尔加河与奥卡河之间的森林与沼泽，与当地土着部落发生了无数次小规模冲突。

有时他们凭借更精良的武器和更严密的组织获胜，掠夺食物和栖身地；有时他们被熟悉地形的土着伏击，损失人手。

他们学习在森林中狩猎、采集，用皮毛与偶尔遇到的、更北方的诺夫哥罗德商人交换盐、铁等必需品，但绝不在一地久留，始终保持游动和隐匿。

他们的目标，似乎指向更北方，传说中“遍地湖泊与森林”、寒冷但猎物丰富的地区，也就是后来的莫斯科大公国核心地带以北，乃至诺夫哥罗德共和国以东的广袤森林。

那里，是罗斯诸公国势力范围的边缘，是真正的“化外之地”。

除了这两股较大的逃逸势力，还有更多零星的、三五成群、甚至孤身一人的蒙古溃兵，散入了欧亚草原的更深处。

有的可能融入了某个库曼或钦察部落，成为卑微的牧奴或雇佣兵，在默默无闻中了此残生；有的可能沦为丝路上的马贼，在打劫与逃亡中耗尽生命；也有的，可能死在了逃亡途中，尸骨无存。

这些逃亡的蒙古残部，无论是蔑儿乞系的脱黑脱阿，还是蒙古本部的木华黎侄子所部，亦或是那些彻底失散的零星溃兵，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失去了统一的领导、明确的纲领和复兴的希望，纯粹为了生存而挣扎。

他们不再以“蒙古帝国”自居，甚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