矣！”

他顿了顿，声音提高：“更有甚者，承平日久，文武或有懈怠之心，奢靡之风或起于市井，苟安之念或生于士林。

以为长江天堑可恃，火器坚城可凭，却忘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之古训！

忘了蒙古铁骑是如何踏平花剌子模、罗斯诸国！那些国家，岂无天险？岂无坚城？最终又如何？！”

这番话，如同冷水浇头，让不少因国力强盛而隐隐有些自得的官员悚然惊醒。

是啊，外部强敌环伺，内部隐患暗藏，岂是歌舞升平之时？

“故，今日之会，朕要诸卿抛却虚言，直面这三重隐忧。”

赵构坐回御座，语气不容置疑，“北疆防线，岳卿（岳飞）、吴卿（吴玠）经营多年，朕信得过。

然，仅凭防守，可能久持？ 西夏之局，我朝当持何策？是继续作壁上观，还是落子入局？ 国内诸多积弊，如何在备战同时，加以疏导缓解，甚至化压力为动力？

更关键者，面对蒙古此等大敌，我朝之根本战略，当如何调整？是继续全力巩固北防，静待其来攻？

还是……当有更积极、更长远的谋划？”

“诸卿，畅所欲言。今日之言，出得尔口，入得朕耳，纵有忤逆，绝不加罪。但求谋国之忠，虑事之深！”

皇帝定下基调，殿中气氛先是沉寂，随即如同煮沸的开水，激烈地议论开来。

文武大臣，各抒己见，争论不休。

关于北防，主流意见仍是继续加强，不容有失。

但在具体策略上，出现了分歧：一派认为应继续增兵、囤粮、修城，将北疆打造成铁桶，迫使蒙古知难而退，或在我坚城下碰得头破血流；

另一派则认为，单纯防御被动挨打，应组建更强大的机动野战兵团，在关键地域寻求与敌进行有限规模的决战，以战促和，或至少打掉其锐气。

后一派多以将领为代表，但文臣多虑其风险。

关于西夏，争论更为激烈。

有主张应立即遣使秘密联络西平李德任，提供更多实质援助（甚至有限军事支持），助其统一西夏，扶植一个亲宋政权，作为屏障；有主张应同时接触兴庆方面，两头下注，维持其分裂状态，让我朝有更多操作空间；更有激进者认为，当以“弭兵、维稳”为名，调集西军精锐，陈兵夏宋边境，伺机以“调解”或“防止蒙古入侵”为名，直接控制河西走廊东部要害，将战略前沿向西推进。

当然，也有保守派坚持不干涉，不卷入，节约力量应对蒙古。

关于内政，议题则更为繁杂琐碎，但共识是必须在备战同时，加紧推行“方田均税”（清查土地，平均赋税）、打击豪强兼并、完善常平仓体系以备荒、加强保甲训练与管控、在各大城市推行更专业化的市政管理等。

核心在于“公平”与“效率”，既要保证战争资源征集，又要防止底层民变。

然而，最核心、也最艰难的议题，是关于整体战略的调整。

在蒙古巨大压力下，是继续“以守为主，以江为壑”的稳健（或者说保守）战略，还是尝试更为进取的“以攻为守，开拓外围”的战略？

争论从清晨持续到午后，各方引经据典，分析利弊，时而面红耳赤。

赵构始终凝神静听，极少插言，只是偶尔在一些关键节点出言询问或引导。

最终，当争论声渐息，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于御座之上时，赵构缓缓站起身，走到了那幅巨大的地图前。

他的目光，没有停留在北方的褐色威胁上，也没有停留在江南的红色疆域上，而是长久地凝视着地图的西北方向——那片广袤的、标绘着沙漠、绿洲、雪山，写着“河西走廊”、“西域”、“高昌回鹘”、“西辽”、“花剌子模故地”等字样的区域。

殿中渐渐安静下来，所有人都随着皇帝的目光，望向那片遥远而神秘的土地。

“诸卿之议，朕已悉知。北防之重，内政之要，毋庸置疑，当持之以恒，全力为之。”

赵构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然，仅此二者，恐不足以破今日之局，不足以应对蒙古此等鲸吞四海之敌。”

他转过身，面对群臣，目光灼灼：“蒙古何以能屡战屡胜，灭国无数？其兵锋锐利固然，然其战略，常以大迂回、大包抄，断敌后路，绝敌外援，使敌孤立无援，终至败亡。

观其西征，先灭西夏（此处指历史上蒙古先攻西夏），再破金国（指北方），扫清侧翼，而后全力西向。

今其西征已毕，若其东归，首要目标，必是扫清侧后——西夏首当其冲。

一旦西夏覆灭，则其可自河西窥我川陕，自河套下我关中，届时我朝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