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试图夹带优质铁器、兵器图谱、乃至涉及地理水文的手稿出境的行为被陆续查获，涉案者被就地严惩，悬首示众。

朝廷明发邸报，以儆效尤。

临安城内，一度活跃的、对各种“奇巧之物”充满好奇的番商和某些背景复杂的“爱好者”，发现他们很难再像以前那样，通过酒宴贿赂或重金收买，从格物院相关人士口中套取到有价值的信息了。

曾经半公开的“技术沙龙”悄然消失，相关人员的口风变得前所未有的紧。

一股无形的压力，弥漫在涉及军工技术的圈子中。

当然，严刑峻法之下，亦有怀柔。

赵构深知，“堵”不如“疏”，“惧”不如“荣”。

他下旨，大幅提高核心军工领域匠师、吏员的俸禄和赏赐，允许其子弟进入“匠籍学堂”学习，优秀者可免试进入将作监或军器监为吏，甚至有机会获得低品官身。

每年岁末，对保密有功、技术突破者予以重赏，并由皇帝亲自召见嘉勉。

“国之干城，不在庙堂，而在作坊”的说法虽未明言，但这种给予极高物质待遇与荣誉地位的举措，极大地安抚了人心，也将最顶尖工匠的利益与帝国牢牢绑定。

《格物禁术保密律》的颁布与执行，在南宋内部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变革。

它极大地提升了军事技术的安全壁垒，延缓了关键技术的外流，为帝国保持军事技术优势赢得了宝贵时间。

但另一方面，它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神秘与封闭的色彩，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技术的民间扩散和跨领域交流。

如何在“绝对安全”与“有限开放以促进创新”之间找到平衡，将成为帝国科技政策长期面临的挑战。

然而，在绍兴三十三年这个节点，面对北方强邻虎视眈眈的目光，赵构和他的臣子们别无选择。

这道以钢铁和鲜血铸就的“保密铁律”，与边境的城墙、将士的刀枪、以及格物院中不眠的灯火一起，共同构成了帝国最隐秘也最坚固的盾牌。

它守护的，不仅仅是几张图纸、几件利器，更是这个文明在存亡之际，奋力抓住的、那一线关乎未来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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