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36年12月22日，冬至，福州

凌晨四点，林淑珍醒了。

她没有急着起床，在黑暗里躺了一会儿，听着窗外的风声。福州的冬天很少这样冷，天气预报说今天最低气温六度，她九十年的人生里，这不算什么。

但今天不一样。

今天是一千章的最后一天。

这个念头很荒诞——她从不读那些关于儿子的故事，那些被写成文字、分章节、标序号的记录。鲍玉佳每年都会把新出的章节打印成册送来，她收下，放进危暐房间的书柜，从未翻开。

但她知道今天是一千章。

因为昨晚吴小雨打电话来，说：“伯母，明天冬至，我们都到。第一千章了。”

电话里没说什么“最后一章”“大结局”之类的话。

但林淑珍听懂了。

她起床，披上那件穿了三十二年的暗红色棉袄，走进厨房。

面已经发好了。昨天下午她和的面，盖着湿布放在灶台角落。韭菜摘干净了，鸡蛋打在碗里，香油瓶的盖子拧松了一点——吴小雨说“多放点香油”，她记得。

窗外还是黑的。她打开厨房的灯，开始剁馅。

刀刃落在案板上的声音，规律，稳定，像某种古老的计时器。

六点二十分，第一班地铁从城市那头驶过，地面传来轻微的震动。

七点十分，天亮了，灰白色的光从窗户渗进来。

七点四十分，门铃响了。

（二）7:43，陆续抵达

第一个到的是吴小雨。

她从深圳坐最早的高铁，五点半起床，在车上补了一觉。黑色羽绒服，灰色围巾，手里拎着两盒陶陶居的点心——马蹄糕、叉烧酥、莲蓉角，用油纸包着，系着红绳。

“伯母，早。”

“早。路上冷吧？”

“还好。车里有暖气。”

她把点心放在茶几上，脱掉外套，走进厨房：“我来帮忙。”

林淑珍没有拒绝。她往旁边挪了挪，给吴小雨腾出位置。

第二个到的是鲍玉佳和张帅帅。

他们从工作室开车来，后备箱里装着一箱赣南脐橙——是他们的来访者送的，一对老夫妻，被骗过，后来在晨曦系统的预警下避免了第二次损失。

“伯母，橙子放哪儿？”

“阳台就行。回头给小雨带些回深圳。”

鲍玉佳在玄关换鞋，看了一眼茶几上的点心盒，笑了：“陶陶居的叉烧酥，小雨每年都带这个。”

“好吃。”吴小雨头也不抬，继续切姜末。

张帅帅没说话，站在阳台上抽烟。风把烟雾卷进屋里，又被马文平开窗放了出去。

“少抽点。”马文平说。

“嗯。”张帅帅掐灭烟头。

第三个到的是陶成文。

他骑电动车来的，车筐里放着那台旧笔记本电脑——屏幕一角还贴着茉莉花工坊的贴纸，边缘已经卷翘了。他今年五十三岁，头发白了一半，在大学教《技术伦理导论》，每学期第一节课都从危暐的案例讲起。

“程俊杰呢？”陶成文问。

“飞机晚点。”吴小雨看了眼手机，“刚落地，在路上了。”

第四个到的是魏超。

他从边境赶回来，开车十七个小时，中途只在服务区睡了两个小时。五十二岁了，还在一线跑，国际刑警组织的东南亚联络官，专打跨境电诈。皮肤晒成古铜色，眼角皱纹像刀刻的。

“马强呢？”魏超问。

“他值完夜班，换了衣服就过来。”鲍玉佳递给他一杯热茶，“先暖暖手。”

第五个到的是马强。

六十一岁，去年退休了。他在监狱系统干了三十七年，退休前最后的职务是副监狱长。现在在社区开法律援助诊所，专帮刑满释放人员解决就业歧视问题。

“路上堵车。”他摘下老花镜擦了擦，又从布袋里掏出一罐自家腌的酸菜，“昨天刚腌好，今早捞的。”

第六个到的是付书云和马文平。

她们合租一间公寓，离这儿四站地铁。付书云六十二岁了，还在做律师，专攻数字人权领域的公益诉讼。马文平六十三岁，心理咨询工作室半退休，只接老来访者的预约。

“林奉超和林奉雨呢？”付书云问。

“高铁晚点二十分钟。”吴小雨说，“快到了。”

第七个到的是林奉超和林奉雨。

兄妹俩从贵州来的，带着自家做的辣椒酱和两斤新茶。林奉雨五十一岁了，头发也白了，但眼神比三十年前在园区时平静太多。她现在是社工机构督导，专做被拐卖返乡女性的心理重建。

“孙老师和沈老师连线了吗？”林奉雨问。

吴小雨把平板架在茶几上，打开视频通话。

孙鹏飞的窗口亮起，那边是瑞士的上午，他刚结束一场学术会议，领带还没解。八十二岁了，头发全白，脊背依然挺直。

沈舟的窗口也亮了，伦敦是凌晨，她调了闹钟，披着睡袍坐在书桌前，背后是满墙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笔记。

梁露的窗口最后一个连进来，墨尔本是夏天的傍晚，她坐在后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