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光启回到了大明松江府，他的主要目的是推动统一税制，以获得陛下的首肯，毕竞需要设立一个通税司对通行税票进行管理，他认为这件事很重要，为了说服皇帝，他提出了高水平停滞陷阱的存在。这就是为了说服皇帝的理由，姚光启觉得可有可无，他都没想到，大明内外、上下，对高水平停滞陷阱，更加在意，引发了很大的讨论，而讨论的结果，也让姚光启有些汗颜。

他以为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儿，大汉、大唐，甚至包括大宋，究竟是怎么没的，原因不是显而易见吗？在姚光启引爆了这个讨论后，他才意识到，身在大明腹地，身处其间，是看不清楚这个问题的本质的，他也是在琉球首里府多年，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跳出局外，观察了许久后，才总结出了这个观点。过去，人们只看到了问题的表象，看到了两汉外戚干政，看到了大唐崇信夷将导致的泼天大祸，看到了大宋的重文轻武的惨烈后果，而后总结历史教训，却没想想过这些问题为何会出现。

“高水平停滞的困局，不仅仅存在于朝廷，是普遍存在的，或者说人们很早就观察到了盛极则衰、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泰极否生，但没人思考过，为何会盛极而衰。”朱翊钧翻动着桌上的杂报。这场大明上下全都参与到其中的讨论，上到朝堂邸报，下到老槐树下，都在讨论，与姚光启提出的观点相互佐证。

太子朱常治回京后，告诉皇帝，大明百姓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不是士大夫描述的那样，终日困于衣食住行，哪怕是乡野的百姓，也是有娱乐生活的，比如十里八乡都有名的戏班子。他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人和事，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儿，那就是每个村落，都有一个村头树下讲故事的老人。

这绝不是偶然，几乎每个村都有这么一个人，村里的孩子几乎整日围着这位老人转，老人就开始分享故事，偶尔还会拿出茴香豆这种奢靡之物，给孩子们分享。

这些讲故事的人，来源十分的复杂，比如落魄却脱不下长衫又不肯去偷的读书人、比如出门打拼回来后对自己过往闭口不谈的凶人、比如黄土埋到了脖颈里要落叶归根的隐士。

因为这个讲故事的人存在，那些皇帝知道的奸臣，百姓们其实也知道，皇帝知道的天下兴亡，其实百姓也知道。

对于大汉、大唐、乃至大宋，究竟是怎么没的，百姓在婚丧嫁娶的大席上、村头树下的时候，也会喋喋不休的议论。

高水平停滞陷阱，这几个字如此的精炼，立刻解释清楚了这些争论不休的问题。

顺带着还解决了一些让人们普遍困惑的难题，为何大明两百年的进士家族，有97的进士家族，都没传过三代，传过五代的只有7家，也解释了为何一些工坊，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就会急速衰弱下去。“当一个集体，小到一个家族，大到朝廷，发展到一定规模，进入了高水平的状态，就会陷入一种停滞的困境，这种困境，并不仅仅是姚光启提出的生产关系跟不上生产力的提升。”

“还包括了远景的目标的缺失、满足于当下的志得意满、缺乏维新的动力，以及各种古怪的规则的出现。”朱翊钧对杂报进行了总结。

姚光启说的比较片面，而大讨论的补充，系统性的解释了这个陷阱为何会存在。

远景目标的缺失：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创建，似乎都是为了解决特定的历史问题。

大秦是为了验证大一统理论和郡县帝制的可能性；大汉是为了让大一统理论和郡县帝制延续；大唐是为了解决魏晋南北朝荒唐的乱象；大宋的出现是为了结束吃人的五代十国；大明是为了驱逐挞虏再造中华。似乎完成了这些目标后，就可以躺在功劳簿上，为所欲为了，没有一个具体的、明确的远景目标。要有明确的、百姓能够感受得到的具体目标，进而围绕在这个目标，团结所有的人，缺乏了这种目标，就会缺乏向心力，逐渐变成一盘散沙。

比如朱翊钧提出了让大明再次伟大的总纲领，而后又提出了五间大瓦房，围绕着衣食住行教育等方面展开了建设。

比如他在开海后提出了大明必须要在这次大探索、大发现的海洋竞争中获胜，否则就会陷入印加古国的终局。

那些文本再无人可以辨识，那些记录的文本，会被解读成各种传说故事，哪怕是当地人也会逐渐忘记自己是谁的终局。

文明真的是会灭亡。

而满足于当下的志得意满，哪怕是个人，一旦进入了高水平状态，他的身边就只剩下赞美了，就象朱翊钧做的那个无数张脸无数张嘴无数个舌头，一起说陛下圣明的可怕场景。

其实孙克弘也提到过，自从他成为了松江远洋商行的商总后，就再没人说过他一句不是，他需要反复的自省，反复的自我盘点，吾日三省吾身，才能让自己的行为没有差池。

可是他仍然忽视了对孩子的培养，最终导致了几个逆子，无法无天，不得不亲手柄老二送上刑场，把几个儿子流放而告终。

朱翊钧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随着皇帝越做越久，过去还有张居正跟他吵架，甚至连林辅成都敢因为维新的问题，大声的说万历万历，万家皆戾这种痛斥，现在已经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