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

那双手很大，骨节粗砺，虎口有老茧——是常年握枪和卷宗磨出来的。

“1987年我爸死了以后，我妈带我搬离了柳林街。她改嫁了，继父姓陈，我就跟着姓了陈。”

他的声音低下去。

“她把我爸所有的照片都烧了，不让我提过去的事，不让我回柳林街，不让我打听任何人。”

“她说，忘记才能活下去。”

陆峥看着他。

陈默没有抬头。

“我记了二十八年。”他说。

他慢慢从椅子上站起来。

绕过办公桌。

走到陆峥面前。

一米七八的男人。

一百五十斤的体重。

警服上的肩章、胸徽、臂章加起来不到三百克。

但他此刻站在那里。

像一个七岁男孩。

站在1984年3月12日的柳林街口。

看着一个陌生的叔叔把自己推开。

看着那辆失控的卡车撞上那个叔叔的身体。

看着血从那个叔叔的脑后渗出来，在初春还结着薄冰的路面上洇成深红色的一摊。

他蹲下来。

那个叔叔还睁着眼睛。

嘴唇动了动。

没有声音。

他凑近去听。

那个叔叔说——

“小峥”

他在喊自己的孩子。

他在最后一刻想的不是自己救了谁。

是他再也回不去的家。

陈默站在陆峥面前。

二十八年来第一次。

他把手从身侧抬起来。

抬得很慢。

像那年梧桐树下，他把从家里偷出来的玻璃弹珠分给陆峥一半，伸出手时也是这样慢。

“对不起。”他说。

那只手悬在半空。

没有落下。

陆峥看着他。

二十八年前那个跟在他身后捡弹珠的男孩，如今比他高小半个头，肩膀宽得像一堵墙。

但那双手没有变。

虎口有茧，掌心有薄汗。

像那年把玻璃弹珠塞进他手里时一样。

陆峥伸出手。

握住了。

陈默的肩胛骨在他掌心下轻轻震了一下。

只有一下。

然后那堵墙慢慢卸下力道。

窗外的天阴了一整天，此刻终于漏下一线薄薄的日光。

斜照进来，落在办公桌上那堆案卷的塑料封皮上，反出细碎的白。

陈默抽回手。

他转身走回窗边，背对着陆峥。

“我爸不是自杀。”他说。

陆峥看着他的背影。

“1987年11月18日晚上，有人来过我家。”

他的声音很平，像在陈述一条不需要佐证的事实。

“我妈不记得了。她只记得第二天早上有人来通知，说我爸跳楼了。”

他顿了顿。

“但我记得。”

“那天晚上下了雨，那个人没有打伞，站在楼道里和我爸说话。他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我看不见他的脸。”

“我只听见他说了一句话。”

陈默转过身。

他看着陆峥。

“他说：陈科长，你儿子很聪明。”

陆峥的呼吸停了一瞬。

“第二天凌晨，”陈默说，“我爸从六号楼天台跳下去了。”

办公室里静了很久。

日光从窗边斜过来，把那道二十八年前的旧疤映成淡金色。

陈默没有再说话。

陆峥也没有。

他们隔着这间堆满案卷的办公室。

隔着1987年11月18日那夜谁也没有看清的脸。

隔着柳林街17号院梧桐树下，两个男孩用铅笔刀刻在树干上的名字——

左边是陆峥。

右边是陈默。

那些字后来被拆掉了。

它们和整条柳林街一起，变成2003年城市规划档案里的一行备注：“已拆迁，原址改建商业综合体。”

但它们没有被忘记。

陈默记得。

陆峥也记得。

“那个人，”陆峥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