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本子、包之类的。”

苏以沫想了想说：“左手腕上戴了一块表，银色的，不是什么好表，但是很规矩。”没有携带包，衬衫口袋里别着一支笔。”

衬衫口袋别一支笔，皮鞋擦得亮，买了一双三块钱的袜子当掩护。

“以沫这段时间如果你的店里再出现这种人，什么都不用说，记住他的长相就可以了。”

“我知道。”

挂了电话我去找浩哥。

在足浴城后面的小巷里，我遇见了正在和隔壁粉店老板商议中午吃什么的他，于是把苏以沫所说的复述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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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哥听完起身，把手上的牙签扔了。

他在原地站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话。

“案子收尾时查外围关系网是正常的程序。只要当初每一个环节都是干净的，问到你这里就是终点。”

他顿了顿。

“怕就怕有人扛不住乱咬。”

我当天下午出了趟门，找了个公用电话亭拨老陈。

这次等了六七声才接，老陈开口的声音比前几次要轻一些，不是以前那种压着嗓子说话的语气。

“案子已经移交检察院了，主线清楚了。”你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任何口供或者物证中。”

我没说话。

他继续说：“但还是那句话，离远一点。不要主动出现在和案件有关的人面前。至少半年。”

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阿炳呢？”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迄今为止没有涉及你。但是审讯还在继续，我不能保证你得到的是一份保票。”

挂了电话从电话亭出来，外面下着小雨，稀稀拉拉的，打不湿衣服但是可以糊一脸。

我站在路边等雨停，旁边有一个卖甘蔗汁的摊子上坐着一个老头，用双手摇动着铁棍子把甘蔗汁压榨出来，“嘎吱、嘎吱”的声音不断响彻在耳边。

回到家红姐在客厅里跟姐姐理货。

几大块编织袋靠墙堆放，是各种颜色、图案的衣服及布料样品。

红姐和姐姐一件一件地拿出衣服抖开来检查版型，好的放在衣架上，不好的叠回去退。

客厅全部是布料的味道，新染料那种化学气味和编织袋的麻绳味混合在一起。

姐姐那台缝纫机搬到了饭桌上，案板被推到了墙角。

晚饭的时候红姐突然说想买一台电风扇。

“夏茅比庆丰闷，卧室那个窗户对着墙，风进不来。”

我说行，周末去买。

姐姐夹了一块酱鸭，插嘴道：“买大的，客厅也得有一台。”

两个人在饭桌上你一句我一句，我低头扒饭没掺和。

隔壁桌小禾坐在高凳上用勺子敲着碗，周静一边喂小禾一边用毛巾擦小禾下巴上的饭汤。

双哥碗里堆了一座小山的排骨骨头，吃得满手油。

周六下午我带红姐去买电风扇。

夏茅附近有个小商品市场，二楼卖电器。

红姐挑了一台白色落地扇，三个挡位，底座很重。

老板收了50，帮我们用纸箱打包好。

出来的时候经过了一家文具店门口，红姐在那里停了下来。

她进去以后在货架上转了转，选了套彩色铅笔和一本画册，十二色的铁盒装。

我扛着电风扇的箱子站在门口等。“给谁的？”

“给小禾，上次她趴在茶几上用圆珠笔画画时桌面就戳出了几个小坑。”

红姐付了钱把东西装进塑料袋里，走在前面。

我扛着箱子跟在后面，太阳从西边照过来，她手腕上那只老银镯子反了一下光。

街上人不多，一个推板车的老头从对面过来，车上装着一箱箱矿泉水，轮子压过路面的裂缝一颠一颠的。

红姐走了几步回头看我，问箱子重不重。

我说不重。

她转回去继续走。

马路对面有一个小孩在哭，他妈妈牵着他向前走，小孩一只手拿着一根快要化了的冰棍，另一只手揉着眼睛。

我看着红姐的背影，忽然之间脑子里那些东西全停了。

钟志强、马国栋、阿炳、口供、审讯、那个买袜子的人，这些名字和事情都退到很远的地方。

眼前是一条普通的街道，拿着画册的女人手里有一颗白光。

我跟上她的步子。

晚上回到家，双哥在阳台上叫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