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鱼，热闹的很。

“到家了？”

“到了，我妈杀了只鸡，正吃着呢。”红姐的声音听着很正常，甚至比这几天在广州的时候还要松快些，“她一见面就说我瘦了，非要我多吃两碗饭。”

我没提苏以沫的事，大过年的，说了她也只能干着急。

“冷不冷，衣服带够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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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了带了，你那件军绿色的棉服我穿着呢，又宽又大。”

我笑了一声。

临挂电话的时候我说了句：“等你回来跟我说的那件事，我等着。”

电话那头安静下来，吵闹声退到了很远的地方，两秒钟的空白，红姐轻轻“嗯”了一声，就挂了。

我把烟头按灭在台阶上，上了车，重新靠在座位上闭眼的时候，脑子里的东西一件一件翻出来，自己排了个队。

林耀祖跑了，手机号作废，人间蒸发，周建华请病假烧材料，给自己擦屁股，一个断了半截手指的陌生男人在我家附近转悠，红姐脑子里装了件事不肯说。

单独拿出来看，每一件都不算大，但搁到一块儿，味道就不对了。

年后回广州，不会太平。

晚上九点多，大巴到了老家县城的车站。

一下车，冷风从领口灌进去，直接冷到骨头缝里，广州的冬天再冷也就是阴，老家这边不一样，干冷，风刮在脸上生疼。

我裹紧外套，拎着帆布包走出车站大门。

搭车回镇上，在我下车的地方，远远看见路口站着个人。

军绿色棉袄，手里拎着个保温壶，缩着脖子，在风里头不知道站了多久了。

是我妈。

我走过去，喊了声妈。

她抬起头，眯着眼看了我两秒钟才认出来，然后笑了，伸手在我脸上摸了一把。

“瘦了，黑了。”

保温壶里是姜汤，她怕我坐车冷，专门熬了带过来的，壶的外面裹了一层旧毛巾保温，拧开盖子热气还在往上冒。

我仰头灌了两大口，辛辣的姜味从嗓子一路烫到胃里，整个人从里到外暖了一层。

走在回村的土路上就全黑了，手电筒的光晃来晃去照着脚底下的碎石头，我妈絮絮叨叨说了一路。

隔壁王婶家的儿子结婚了，摆了十二桌，她随了五十块的礼，村头那棵老槐树入秋的时候被雷劈了半边，烧焦的树干倒在路中间，村里人锯了三天才清干净，家里的母鸡上个月突然开窍了，天天下蛋，她一个都没吃，全攒在米缸里等我回来。

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搁在广州我听都懒的听，但走在这漆黑的土路上，我妈的声音碎碎的响在旁边，心里一直紧绷的感觉，从红姐被绑架开始就没放松过，竟然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松开了。

到了家，堂屋的灯亮着，桌上摆了三个菜，一碗腊肉炒蒜苗，一碗酸菜鱼，一盘炒花生米，全用碗扣着保温，掀开来还是热乎的。

我把金项链从包里掏出来，报纸拆了，打开盒子搁在桌上。

我妈一看就急了：“你买这个干嘛！多少钱？”

“不贵。”

“什么叫不贵，金子还有不贵的，你挣钱也不能这么花！”

嘴上骂着，手已经把项链拿出来了，在灯底下翻来覆去的看，然后站起来对着墙上挂的那面小圆镜戴上，歪着头照了好几遍，手一直摸着锁扣的位置，舍不得放下来。

我趁她高兴，试着开了个口。

“妈，我在广州谈了个女朋友。”

我妈的手停在项链上，脑袋从镜子那边转过来，眼睛一下子亮了。

“多大了？”

“比我大一岁。”

“做什么的？”

“做服装生意。”

“长什么样？”

“好看。”

“光说好看有什么用，什么时候带回来给我看看？”

“过完年吧。”

“哪里人？”

“湖南的。”

“湖南好，湖南妹子能吃辣，脾气辣，管得住你。”我妈的话匣子一开就收不住了，“你那个脾气跟你爸一个样，犟的很，得找个厉害的才行。”

我被连珠炮似的问了十几个问题，最后实在招架不住了，端着碗躲进了里屋吃饭。

夜里躺在老家的硬板床上，棉被晒过但还是潮了一层，冰凉凉的贴在皮肤上，我缩着身子等被窝暖起来。

屋外头风刮的紧，老房子的木门被吹的嘎吱嘎吱响，我妈在隔壁屋咳嗽了两声，翻了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