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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是扛着蛇皮袋的打工人，编织袋堆的老高，人群有一下没一下往前涌，空气里是泡面味、汗味、还有劣质香烟的味道，混在一起，呛的人嗓子疼。

我将车停在路边，帮红姐把皮箱从后座卸下来。

“到了打个电话。”

红姐点头。

她背着旧皮箱站在进站口的铁栏杆旁边，围巾裹的严实，只露出半张脸。

人流从她两侧不断挤过去，她被推的往前踉跄了一步，又站稳了。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个眼神很奇怪，嘴角在笑，但眼睛不是，我一时说不上那是什么表情，不像是回家过年该有的轻松，倒是有什么东西在她心里撑着，撑到快要裂开了，但还在硬扛。

人潮把她裹了进去，她的后脑勺在人群里一晃一晃的，越来越矮，最后看不见了。

我站在原地点了根烟。

广州火车站的广播在循环播报车次信息，声音嘶哑的喇叭把每一个字都拆碎了再拼回去，吵的头疼，我吸了两口烟，胸口闷闷的，说不上来什么感觉，不是难过，比难过更钝，感觉有块石头沉甸甸的压在肋骨底下，不疼，但就是沉。

广州火车站的喧嚣往身后退去，风灌进领口里，冷飕飕的。

红姐走之前那个回头的眼神，还有镜子里那三个字，一路上在脑子里转来转去，马路上的喇叭声和人声都盖不住。

我知道她有事瞒着我。

但我不知道，等她从湖南回来，要跟我说的那件事，会让我多久睡不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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