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锣掀开门帘走进后堂，帘子晃了两下才停住，蓝底碎花上的褶皱慢慢展平。

中堂里就剩我一个人，还有门口站着的一个看守，二十出头，平头，手里攥着对讲机，眼睛不看我，盯着自己脚尖，一副犯了错的样子。

我在八仙桌前坐下来。

那杯凉茶端起来又放下，茶水已经没有热气了，杯壁上凝了一层水雾，指头一抹就是一道印子，我脑子里开始算时间。

双哥被堵了，但没听见动静，没有打起来的声音，也没有喊叫，大概率是被控制住了，车钥匙收走，人留在车上或者被带到附近某个地方。

双哥的脾气硬，但不是蠢，对面人多他不会硬来。

浩哥被推上另一辆面包车，往国道方向拐了，尾灯闪了两下就消失在甘蔗地尽头。

去了哪里不知道。

两条人质线，牵着我两只手。

我闭上眼睛，开始在脑子里一条一条的拆铜锣说的话。

“陆队长前天的电话是我让他打的。”

如果这句话是真的，整个缉私专案从一开始就被渗透了。

我做的所有事情，传递的每一条消息，冒的每一次险，全都在别人的掌控之中。

但铜锣有没有可能在反向诈我？

故意离间我和陆队长的关系，让我自断退路，逼我只剩他一条线可以靠？

我想到一个细节。

陆队长每次打电话都是用座机，声音里带着那种座机特有的底噪，细微的电流声。

只有前天那通用了手机，座机走线路，有记录可查，电信局的交换机房里留得住痕迹。

手机就不一样了，尤其是九九年的手机，信号塔覆盖稀，基站记录保存周期短，难追溯的多。

一个干了十几年缉私的人，在最关键的通话里换了工具，这是习惯改变还是刻意为之？

对讲机突然响了。

看守拿起来贴在耳边听了两句，频道里的声音嘈杂，夹着电流噪音。

他扭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没有敌意，只是在确认我还在原位。

然后他走出去了，门带上了，但没有锁，门框和门板之间留了一指宽的缝。

院子里有人在低声说话，两个男人的声音，夹着几句潮汕话。

我听不太懂潮汕话，但有些词跟粤语的发音挨得近，能连蒙带猜的捕捉到一些片段。

其中一个词我听清了。

番禺。

我的后背一下子绷直了。

红姐和姐姐、小七、小禾。

我猛的站起来，椅子差点往后翻。

手伸进裤兜摸手机，摁亮屏幕，信号只有一格，那一格还在晃，随时可能断。

拨红姐的传呼。

忙音。

传呼台的语音循环播报，女声一遍一遍重复着“请在嘟声后留言”。

第三遍打通了，我留了四个字的留言。

“马上走人。”

然后拨苏以沫的店里电话。

响了五声。

每一声都特别漫长。

第五声响到一半接了。

苏以沫的声音带着困意，含含糊糊的，一听就是在店里的躺椅上睡着了被吵醒的。

我压着声音只问了一句：“红姐到了吗？”

苏以沫愣了一下，说到了，下午六点到的，姐姐和两个小孩都在，已经吃过晚饭了。

小七闹着要看电视，后来跟小禾两个人在店里后面的空地上追着跑，九点多才睡。

我的心脏从喉咙口落回去，砸在胸腔里跳了两下。

挂了电话还没坐稳，后堂的门帘被掀开了，何小萍从里面走出来。

赤脚，布鞋拎在手上，脚趾踩在水泥地面上没有声音。

她脸上的表情跟砖厂里不一样了，砖厂里她是紧绷的，压着声音，压着呼吸，整个人都绷着劲，随时会爆发。

现在那种紧张消失了，换成了一种很平的，近乎麻木的安静，好像眼泪都哭干了，脸上没什么表情。

她在我对面坐下来，把布鞋放在桌上，千层底的布鞋，鞋垫夹层已经被翻开了，结构图被抽走之后留下一个扁平的空腔。

然后她开始讲。

阿鬼不是缉私队的线人，也不是水房的人，他是铜锣早年从海丰带出来的，十几岁的时候就跟着，算是养子，也是半个徒弟。

五金店是铜锣在广州的一个联络点，阿鬼在里面待了一年多，表面上替水房做记录、核账目，实际上他在替铜锣收集水房内部另一派系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