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洛绒第一次觉得后厨那口老汤锅不对劲，是她在表哥的沙县小吃店帮忙的第三天。表哥在川南一个叫“柳沟镇”的地方开了这家店，铺面不大，夹在一家五金店和一家农资铺中间，门头上的红底黄字褪成了粉白色，只看得清“沙县小吃”四个字里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陈洛绒在省城打工的厂子倒闭了，暂时没找到新活，表哥打电话来说他老婆回娘家生孩子，店里忙不过来，让她来帮一阵子。她坐了七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又转了一趟中巴，到柳沟镇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表哥站在灶台后面炒粉，油烟把他的脸熏得油亮，看见她进来，用下巴指了指角落里的折叠床。“铺盖在柜子里，自己弄。明天早上六点起来帮忙。”陈洛绒把那架折叠床支在用餐区和后厨之间的过道里，躺下去，头顶是排风扇，嗡嗡嗡地转，一阵风一阵风地往她脸上扑。她翻了个身，面朝后厨的方向，看见灶台底下蹲着一个巨大的不锈钢汤桶，桶壁被烟火熏得发黑，上面贴着一张写满小字的红纸。她眯着眼看了半天，只认出“福”字和“灶”字，其他的字迹被油渍和烟灰盖住了。

第二天她五点五十就起来了。表哥已经把汤桶的火点着了，奶白色的汤在桶里翻滚，咕嘟咕嘟冒着泡，整个后厨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混着中药材和肉香的复杂气味。陈洛绒在厂里食堂帮过厨，杀过鱼剁过鸡，手脚还算利索。表哥让她去后巷把泡在水桶里的猪骨捞出来，沥干水分，准备焯第二遍水。后巷很窄，两边是高墙，头顶拉着一根塑料水管，滴滴答答往下滴水。水桶蹲在墙角，旁边摞着几个空了的编织袋，袋子上印着“味精”和“面粉”的字样。她弯腰去捞骨头的瞬间，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从脚面上滑了过去。凉的，像水，又像蛇。她低头，什么都没有。桶里的骨头泡在浑浊的水里，露出几截白森森的骨茬。

她每天的工作从清晨五点多开始，一直忙到晚上十一二点客人走光。餐桌上的碗碟摞成山，地面的油渍一天拖好几遍，永远拖不干净。经过三天高强度的劳作，她对这间小吃店的每一个角落都了如指掌——包括那口日夜不熄火的汤桶。那桶汤从来不用完，每天留一半做老汤，第二天加新骨头和新水继续熬。表哥说这是他从一个沙县老师傅手里花两万块买的配方，三十几种香料，要熬足二十四个钟头才能出那个透骨的鲜味。镇上的人都好这一口，拌面、扁肉、蒸饺、炖罐，哪样都离不开这桶汤。没有这桶汤，这家店三天就得关门。

可陈洛绒闻着那股越来越浓的香气，总觉得后脑勺隐隐发胀。不是那种生病前的胀，是有什么东西在往里挤的压迫感。她怀疑是自己太累了，没日没夜地站着，颈椎出了毛病。第四天夜里，她在过道那架折叠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听见一个声音——开水沸腾时撞击桶盖的噗噗声，灶台底下那口老汤锅还在烧着，可表哥明明每天晚上打烊前都会把火关小，调到保温的档位，从不让它沸腾。她轻轻坐起来，侧耳听了一会，确确实实在沸腾。她赤着脚走过去，掀开桶盖，白色的蒸汽猛地扑上她的脸，烫得她往后一仰。蒸汽散开之后，汤面上一圈一圈的涟漪里，她看见了一张脸。不是自己的倒影，是一张陌生的、属于另一个人的脸。一个年轻女人，浮在奶白色的汤面下，皮肤苍白如瓷，嘴唇紧闭，眼睛半睁着，眼珠浑浊得像煮过头的鱼眼。陈洛绒的手猛地松开桶盖，铁盖子哐当一声砸在桶沿上，弹了两下才盖严。她往后退了三步，后背撞上了堆满调料瓶的架子，几瓶酱油晃了晃，没有掉下来。她站在黑暗的后厨里，听着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擂鼓一样地撞，很久很久不敢再掀开那口桶。

她一夜没睡。第二天早上，表哥来开店的时候，她正在拖地。拖把在地上划出湿漉漉的痕迹，水渍里映出天花板上那盏日光灯管惨白的影子。她想了很久，才开口。“表哥，你那桶汤里有没有加什么特别的东西？”表哥正在往蒸笼里码蒸饺，头都没抬。“配方？花两万块买的，你想学？”“不是配方。是原料。骨头，你从哪里进的骨头？”

表哥的手顿了一下，那枚捏了一半的蒸饺从他指缝里滑下去，落在蒸笼布上，褶子散了。“镇上菜市场赵屠户那里，我跟他订了十几年的货了。猪骨，筒骨，脊骨，偶尔加几只老母鸡。”他的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普通的进货清单。可陈洛绒注意到，他说完这几句话之后，把那只散了褶的蒸饺捡起来，重新捏好放回原位，然后拿起那块打湿的抹布，把台面上并不存在的油渍擦了又擦。“怎么了？”他问。

陈洛绒想说“我昨天在你汤桶里看见一张脸”，她张了张嘴，把那句话和着唾沫一起咽了回去。“没什么，就是觉得汤太浓了，喝多了有点腻。”

表哥没有再问。陈洛绒也不敢再提。但她从那天起开始留意那口汤桶的一切——表哥什么时候加水，什么时候加料包，什么时候把骨头从冷库里拿出来，什么时候把熬过的残渣捞走。那些捞出来的骨头经过二十几个小时的熬煮，变得雪白干净，一丝肉都不剩，表面光滑得像被打磨过。表哥把它们装进黑色垃圾袋，扎紧口子，扔到后巷那个绿色的大垃圾桶里。陈洛绒趁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