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启十七年秋，西域，碎叶城以西三百里，帝国西征军与残存花剌子模反抗势力一场中等规模遭遇战的次日。

硝烟尚未完全散去，血腥气混杂着尘土和草木燃烧的焦糊味，弥漫在河谷战场上空。

战斗已经结束，帝国军队凭借优势火力和组织度击溃了敌军，正在清扫战场、收拢伤员。

但与以往战斗后伤兵哀嚎遍野、生死由天的惨烈景象不同，此刻的战场后方，呈现出的是一种迥异于以往的高效与秩序。

在远离火线、靠近干净水源的一片开阔草地上，数十顶白色帐篷井然有序地搭建起来，帐篷顶上用醒目的朱红色画着巨大的“十”字标记（帝国军医系统标志，取“救死扶伤，十全为上”之意，亦有吸纳西域十字标记以利识别的考虑）。

这里便是随军的“野战医院”。

检伤区： 用木栅栏简单隔开，入口处有臂缠白布、上绘红十字的军士（担架兵）和低阶医士，快速检查不断抬来的伤员，根据伤情轻重缓急，在伤员额头或胸口用不同颜色的木牌或布条进行标记。

朱牌（红色）： 危重，需立即救治。

黄牌（黄色）： 重伤，可稍候但需尽快处理。

绿牌（绿色）： 轻伤，可自行或稍作处理。

黑牌（黑色）： 已阵亡或伤势过重、救治无望（此标准极其严格，非明显无救不轻易判定）。

急救帐篷： 收治朱牌伤员。

帐篷内光线充足，数张简易木制手术台排列，每张台边都有军医和助手忙碌。

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醋和石灰水的气味——这是消毒措施。

军医和助手在接触伤员前后，都用醋或新配制的“石炭酸水”洗手，器械在使用前后也在沸水中煮过或在火焰上灼烧。

一名腹部被弯刀划开、肠子外露的年轻士兵被抬上手术台。

他因失血和疼痛而面色惨白，几近昏迷。

一名资深军医（已非过去的郎中或僧侣，而是经过军校培训的专职人员）迅速检查伤口，对助手道：“吗啡酊，三滴，口服。”

助手撬开士兵的牙关，滴入鸦片酊剂以镇痛。

随后，军医用煮过的温水小心清理伤口周围，然后用一种特制的、带有可转动弯曲针尖的“缝合针”和羊肠线，开始分层缝合腹壁。

过程中不断用煮过的纱布蘸取消毒水擦拭。

虽然条件简陋，但流程规范，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感染。

重伤处置帐篷： 收治黄牌伤员，多为骨折、严重刀剑伤、火器伤等。

这里在进行更多的截肢手术。

麻醉同样使用吗啡或鸦片酊，有时也使用“蒙汗药”改良的吸入剂。

手术锯、骨凿、止血钳等器械虽然粗糙，但都经过严格消毒。

截肢后，残端用烧红的烙铁灼烧止血（尽管残酷，但这是当时最有效的防止大出血和感染的方法之一），然后敷上浸有“金疮药”（改良配方，加强抑菌成分）的干净纱布包扎。

术后观察与轻伤帐篷： 绿牌伤员和术后情况稳定的伤员在此处接受进一步包扎、服药（内服汤药或药丸，多为消炎、镇痛、补气养血之方，部分加入了来自美洲的“金鸡纳树皮”提取物以应对疟疾等）、休息。

有医士和护兵定期巡视，检查伤口有无“红肿热痛”（感染迹象），更换敷料。

隔离帐篷： 设在最下风处，收容有发热、腹泻等疑似时疫症状的伤员或病员，防止在军中传播。

整个野战医院虽然忙碌，但井井有条，伤员们的呻吟声虽然仍有，但少了以往那种绝望的凄厉。

不断有处理好的伤员被抬上马车，准备转移到后方的“兵站医院”或更后方的“后方疗养院”。

眼前这一幕，是帝国近年来大力推行“三级军事医疗体系”的缩影。

赵构在晚年，基于对历次战争中大量非战斗减员（尤其是伤后感染致死）的痛心，以及认识到保持军队有生力量的重要性，力主改革军医制度。

1 战场急救（最前线）： 每个营（约500人）配备至少两名受过基本训练的“医兵”，他们不直接参与战斗，任务是携带简易急救包（内有无菌纱布、绷带、止血带、夹板、止痛药粉、消毒药水），在战斗间隙或紧随战斗队形，对伤员进行最快速的止血、包扎、固定、镇痛处理，然后将伤员后送至团级救护所。

这大大提高了伤员的现场存活率，避免了因失血过多或简单处理不当而造成的即时死亡。

由专业军医主持，配备较为完善的手术器械、药品、帐篷。

野战医院强调消毒、麻醉、规范操作。

药品除传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