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独立的伯爵领和城堡，与盖尔人势力冲突不断，同时也与英格兰本土的亨利二世国王关系微妙。

王德与张俊分析了形势，决定采取分化瓦解、扶弱抑强、重点控制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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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宣称，宋军此来是为“恢复爱尔兰秩序，保护贸易，制裁海盗”，并巧妙利用爱尔兰内部的矛盾。

此后，宋军以新掌控的苏格兰西南部为跳板，渡过北海峡，在爱尔兰东北部登陆。

他们首先选择了软柿子捏：攻击了几个沿海的盖尔人小王国和诺曼领主城堡，展示武力。

然后，派出使者，携带礼物和威胁，穿梭于各主要王国和领主之间。

对强大的盖尔人王国，宋军以军事威胁为主，要求其承认宋帝国权威，停止相互攻伐，并开放贸易。

对相对弱小的王国和与邻近强敌有矛盾的领主，宋军则许以“保护”，承诺帮助他们抵御敌人，以换取其臣服和提供协助。

对于盘踞在都柏林等关键港口的诺曼-英格兰领主，宋军则施加更大压力，利用他们与英格兰本土若即若离的关系，以及盖尔人仇视他们的现实，迫使其屈服。

这一策略卓有成效。

一些弱小的盖尔人首领和孤立无援的诺曼领主，为了生存或对抗更直接的敌人，率先向宋军表示归顺。

宋军则以这些“盟友”为基地和向导，逐步向内陆和西部推进，打击那些坚持抵抗的势力。

在香农河流域和科克地区，宋军与一些联合起来的盖尔人王国进行了几场硬仗，凭借装备和战术优势获胜。

关键之战发生在对都柏林的争夺。

都柏林是爱尔兰岛上最大、最富庶的港口和贸易中心，由诺曼领主斯特朗博的约翰控制。

他起初试图抵抗，并期待英格兰的援助。

但英格兰的亨利二世正陷入与法兰西的新一轮冲突，无暇西顾。在宋军海陆围攻下，都柏林坚守数月后陷落。

约翰领主被迫投降，其领地名义上被保留，但必须接受宋军驻防，并效忠宋帝国。

不到半月时间，爱尔兰的主要势力，无论是盖尔人国王还是诺曼领主，都已通过武力或条约，以各种形式承认了宋帝国的宗主权。

宋军在都柏林建立了坚固的城堡和海军基地，作为统治爱尔兰的中心（“西洋都护府”西庭之一部）。

在爱尔兰西岸的戈尔韦、南部的科克等地也建立了据点，控制主要港口和贸易路线。

整个爱尔兰，虽然内部依然部落林立、矛盾重重，但在名义上和关键节点上，已处于宋帝国的控制之下。

帝国并未试图直接管理所有部落，而是通过任命一位“爱尔兰镇抚使”，协调各附庸势力，确保航道安全、贡赋征收和防止出现强大统一的反抗力量。

随着苏格兰的臣服和爱尔兰的归顺，地图上呈现出一幅对英格兰而言极为恐怖的画面：

帝国的玄色旗帜，已插在了北方的苏格兰，西面的爱尔兰，东面的低地国家和尼德兰地区，以及南方的英吉利海峡对岸。

英格兰，这个金雀花王朝统治下的王国，在陆地上与法兰西纠缠不休，在海上，则被帝国的势力从北、西、东三面合围，南方的海峡也不再安全。

它几乎成了一个被困在岛屿上的孤堡。

尽管英格兰本土尚未被宋军一兵一卒踏入，尽管亨利二世和他的儿子们依然掌握着英格兰、诺曼底、安茹等广袤领地，但战略上的窒息感已无比清晰。

帝国的商船和巡逻舰只开始在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频繁出现。

苏格兰的羊毛、爱尔兰的皮革、波罗的海的木材，这些原本流向英格兰的贸易，如今部分改道，通过帝国的控制港口转运。

英格兰试图与挪威、丹麦等传统盟友联系，却发现它们已成为帝国的朝贡国。试图在爱尔兰或苏格兰支持反抗力量，也因宋军的严密监控和当地势力的屈服而难以开展。

英格兰，这个欧洲大陆最后的、重要的独立王国，发现自己已陷入一个无形的、却越来越紧的战略包围网中。

伦敦塔内的谋士们忧心忡忡，他们争论着是与法兰西和解以应对东方威胁，还是不惜一切代价强化海军打破封锁。

亨利二世晚年的焦头烂额，因此又添上了一层来自遥远东方的、深重的阴影。

而在君士坦丁堡，刘锜审视着囊括了不列颠群岛的新地图。

苏格兰高地的冷风与爱尔兰沼泽的雾气，似乎都已在这地图上凝固。

帝国的边疆，已然推至已知世界的极西之海。

环顾四周，从冰封的波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