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建立“三教共管区”。

刘锐宣布，耶路撒冷将设立特殊的“三教共管区”。

具体架构如下：

1 最高治权：归属大宋帝国耶路撒冷镇守使（刘锐暂代）。

宋军负责城防、治安、税收、司法终审。

2 内部事务：各宗教社区享有高度自治权。

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分别设立内部理事会，管理本教派的宗教活动、内部纠纷、婚姻、继承等民事，并负责征收本派信徒的特定宗教捐税。

3 圣地管理：三大核心圣地，由宋军、各宗教理事会代表共同组成“圣地监护委员会”，宋军代表担任主席，负责圣地建筑的日常维护、安保协调、朝圣者秩序等，费用从城市税收和朝圣者捐赠中支取。

4 朝圣许可：在确保安全和秩序的前提下，允许各派信徒前来耶路撒冷朝圣。

朝圣路线和安全由宋军保障，朝圣者需缴纳一定的“通行税”和“保护费”，这成为城市重要的财源。

最后，军事与法律双重控制。

宋军在耶路撒冷城内各战略要点驻扎，控制了所有城门和城墙。

颁布了简明但严厉的《耶路撒冷治安令》，严禁任何形式的宗教暴力、械斗、煽动仇恨，违者严惩不贷，无论其属于哪个宗教。

同时，宋军法官与各宗教法庭建立联系，重大案件或跨宗教案件，必须由宋军法庭审理。

这套制度，看似复杂，实则核心明确：宋军掌握绝对的暴力与最终裁决权，充当超然的仲裁者和秩序维护者；同时，给予各宗教群体极大的内部自治空间，满足其基本宗教需求，并通过控制朝圣路线和圣地管理，获得实际利益和道德制高点。

它不同于十字军的宗教征服，也不同于穆斯林统治下的“齐米”制度，而是一种基于实用主义和力量优势的、世俗的、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

耶路撒冷的“和平易主”与“三教共管”模式的建立，在黎凡特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引发了巨大的、复杂的反响。

多数普通市民在经历了初期的惶恐后，逐渐发现新统治下，激烈的宗教冲突被强制平息，生命安全得到了基本保障，朝圣带来的商业活动反而更加有序和繁荣。

尽管异教徒军队的统治带来屈辱感，但相比之前朝不保夕的混乱和宗教仇杀威胁，这种“有秩序的压迫”似乎也可以接受。

一些有识之士则看到了其中蕴含的、超越宗教纷争的某种“世俗秩序”的可能性。

的黎波里、安条克等地的十字军领主和骑士团残部，心情极为复杂。

一方面，圣城被“异教徒控制，令他们极度愤怒和耻辱，收复圣地的宗教激情再次被点燃。

但另一方面，宋军允许基督徒朝圣、甚至修复圣墓教堂，这让他们感到困惑。

更重要的是，宋军的强大武力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一些人暗中串联，试图联合各方力量（包括对宋军不满的穆斯林势力），但响应者寥寥。

拜巴尔斯苏丹对耶路撒冷失陷震怒不已。

这不仅是一个重要城市的丢失，更是对伊斯兰世界威望的打击，尤其宋军修复阿克萨清真寺的行为，带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意在争夺伊斯兰世界的“保护者”身份。

然而，他主力被王德军牵制在南方边境，且宋军在耶路撒冷的“宗教宽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地穆斯林的激烈反抗情绪，使得他难以发动一场收复圣地的“圣战”来有效动员整个伊斯兰世界。

他只能加强边境防御，并暗中支持巴勒斯坦内陆的穆斯林势力进行袭扰，但短期内无力组织大规模反攻。

威尼斯、热那亚等意大利商业城邦，更关心的是贸易路线是否通畅。

他们发现，在宋军控制下，从阿卡、雅法到耶路撒冷的朝圣-商路反而比之前更加安全，这符合他们的商业利益。

阿拉伯半岛和两河流域的穆斯林政权，则抱着警惕和观望的态度。

借助耶路撒冷这个支点，以及沿海港口（阿卡、雅法、凯撒利亚等）的海上支援，宋军以耶路撒冷为中心，逐步向周边辐射控制力。

刘锐采取剿抚并用的策略，打击不合作的贝都因部落和穆斯林武装，拉拢地方埃米尔和基督教社区。

到年底，宋军已基本控制了从安条克公国到西奈半岛北部的狭长沿海走廊及其主要内陆城市（包括耶路撒冷、拿撒勒、伯利恒等），将整个黎凡特地区（叙利亚-巴勒斯坦）的精华地带纳入掌控。

一条由宋军堡垒、驻防点和友好埃米尔领地构成的防线，沿着约旦河谷以东的山地建立起来，与南面沙漠中的马穆鲁克主力形成对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