笋般出现在西域的山前绿洲和河谷地带。

这些定居点多以“屯”、“堡”、“营”、“庄”为名，如“碎叶东屯”、“伊丽河三堡”、“撒马尔罕南营”、“高昌新庄”等。

房屋最初多是夯土为墙、胡杨为椽、覆以茅草或泥土的简易住所，但很快，随着生活稳定，开始出现更坚固的土木结构房屋，甚至有了小小的集市、学堂、祠庙。

移民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更精良的铁制农具、牛耕或马耕的普及、代田法或区田法的因地制宜应用、更完善的田间管理经验。

他们与当地土着交流，也学习了西域特有的坎儿井、涝坝等水利技术，并将其与中原的渠、堰、水车相结合，大大提高了水资源利用效率。

葡萄、苜蓿、棉花、瓜果的种植面积在汉人屯区也显着扩大，而中原的桑蚕养殖、蔬菜种植技术也逐渐传入，丰富了当地物产。

随着屯田的展开，以屯垦点为中心的小型社区经济开始形成。

除了粮食生产，家庭纺织、饲养家畜、制作酱醋、酿酒等副业也发展起来。

一些有手艺的移民重操旧业，铁匠铺、木匠铺、裁缝铺、小食肆陆续出现。

定期或不定期的集市开始形成，汉人移民与当地土着在此交易，汉人的布匹、陶瓷、茶叶、铁器，交换土着的马匹、毛皮、玉石、干果。

一种以物易物和钱币并行的混合经济，在这些新兴的屯田社区周边萌芽。

文化的交融也在潜移默化中进行。

汉人移民保持着祖先的祭祀、年节习俗，但也在适应西域的环境：饮食中多了羊肉、奶制品和馕；服饰在保持基本形制的同时，采用了更适应当地气候的毛皮镶边、防风样式；语言中掺杂了一些当地词汇。

同样，当地土着也对这些新来的、耕作精细、手艺繁多、组织严密的邻居充满好奇，开始模仿汉人的农耕技术，学习简单的汉语，甚至接受汉人的医术。

官府设立的“社学”，不仅教汉人子弟，也允许土着孩童入学，教授汉文、算术和基本儒家伦理，虽效果有限，却是一个重要的开端。

当然，矛盾与冲突亦在所难免。

水源争抢、田地边界、牲畜越界、文化误解、少数不法之徒的欺凌或偷盗……时有发生。

两大都护府对此高度重视，在屯垦区普遍设立“巡检司”，由汉官与土着头人共同处理民间诉讼，力求公平。

杨再兴、刘锜也时常巡视屯田区，亲自处理重大纠纷，宣示朝廷“汉夷一体，皆为大宋子民”的律令。

严惩挑拨民族关系的害群之马，表彰促进和睦的典型。

总体而言，在官府强有力的控制和引导下，移民与土着的关系，在磨合中逐步走向相对稳定的共存，甚至在某些地区出现了通婚融合的迹象。

军事上，这些屯田点与原有的军屯、戍堡相结合，形成了更密集的防御与生产网络。

屯田民平时为民，从事生产；农闲时接受基本军事训练，成为重要的后备兵源和后勤保障基地。

一旦有警，可以迅速集结，协助正规军守城、运输粮草。而屯田区生产的粮食，大大减轻了从内地长途转运粮饷的压力，使得驻防西域的大军有了更稳固的后勤根基。

史载：“自置屯田，塞下粮储渐丰，河西馈运之费省半。”

至光启末年，短短数年时间，移民实边的成效已极为显着。

据不完全统计，迁往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辖境的各类移民总数已超过十万户，五十余万口。

虽然相较于广阔的西域和众多的土着居民，这仍非多数，但他们分布关键，扎根深入，主要集中于几大河流流域和主要绿洲的农耕宜垦区，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汉人定居点网络。

碎叶川两岸，阡陌纵横，村落相望，汉式屋舍与当地的泥土院落交错，田地里粟麦青黄，葡萄园连绵成片。

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古城外围，出现了热闹的“汉坊”，汉人工匠制作的铁器、陶瓷、丝绸，与波斯风格的银器、地毯、香料在此交汇。

伊丽河谷地，水渠如网，灌溉着新开垦的万顷良田，汉人农民与回鹘牧人比邻而居，集市上汉语、回鹘语、突厥语交织。

甚至远在里海东岸的“镇海城”周边，也出现了小规模的汉人屯垦点，种植耐盐碱的作物，为港口和驻军提供补给。

汉人屯田的遍布，不仅带来了人口的增殖、农业的进步、经济的活跃，更深层次地改变着西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景观。

一种以汉文化为主导，多元文化并存、交融的新的社会生态，在西域大地逐渐萌发。

儒家重农、崇文、守礼的观念，随着屯田民和社学的推广而传播；汉字开始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