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猎人所得，言山口宽窄不一，最窄处确仅容双马，但前行二里，有一山坳开阔，可容数百人歇马。

这三者，孰是孰非？或皆有部分属实？”

范宗尹点着地图上一处关键隘口，问身旁一名协助工作的斥候队正。

那王校尉凑近地图，仔细看了看，又回想了一下：“回范先生，末将当时亲自勘测。山口入口处确如商人旧图所言，颇为狭窄，但深入百余步后，便豁然开朗，最宽处确有三四十丈。那老猎人所言开阔山坳，应在更深处，末将当时因天色已晚，未及深入。此山口地形复杂，需分段细述。”

“善！”

范宗尹点头，提笔在地图旁的空处详细批注：“博罗科努山xx隘口：入口窄，约十丈，车马需缓行。入内百余步，豁然开朗，宽三十至四十丈，可容大队。再深入二里，有山坳，开阔，宜暂歇。夏季午后常有疾风，需防落石。”

批注完，他对旁边负责绘制此段地图的画工道：“此处地形，需按王校尉所言，分层标注，不可笼统。入口、中段、山坳，用不同符号和批注区分清楚。”

“是，先生。”画工恭敬应下，小心修改着图样。

另一边，一名通晓波斯语的文吏，正对着一份字迹模糊、绘有奇怪符号的羊皮纸发愁：“范先生，此份自撒马尔罕商队所得之波斯旧图，其上标注亦列水支流多条，与目前所知颇有出入，尤其这条标注热海有水道通亦列水，实乃谬误。然其所标天山数处山口走向，又与回鹘向导所言有暗合之处，奈何？”

范宗尹走过去，仔细看了半晌，抚须道：“波斯、大食之地图，重商道、城镇，于山川精确位置，往往粗略，且有传闻附会。

然其商旅遍行，对通行路径之记录，不可全废。此图所言热海通亦列水，显系将药杀水与亦列水混淆，或听闻两河皆出天山，便妄作连接。

然其所标山口，或为商队曾通行之秘径，可存疑，标注‘据波斯旧图，待考’，待日后遣人核实。至于与回鹘向导所言暗合之处，重点标出，或为真。”

他又走到另一张桌案前，案上摆放着几个陶罐，里面是不同颜色的土壤和岩石样本，以及一些植物标本。

旁边是勘察队员的记录：“赛里木湖西五十里，黑山南坡，土色赤褐，多碎石，草木稀疏，有泉眼三，水微咸，不宜饮，然牲畜可饮。”

“伊犁河畔，近弓月城旧址，土质黑沃，多芦苇、红柳，掘地三尺见水，宜垦。”

范宗尹仔细看着，吩咐旁边书记：“将这些土样、水样特性，与屯田司的记录对照，标注于地图相应位置。何处宜农，何处宜牧，何处有矿藏迹象，皆需注明。此乃长治久安之基。”

编纂所的工作，枯燥、繁琐，却至关重要。

它不仅仅是在绘制一幅更精确的地图，更是在构建一个关于西域的、立体的、动态的认知体系。

这里诞生的《西域地理志》，将不仅包含精细到山口宽度、水源咸淡的山川道里图，还将包括：

《兵要地志》： 详细标注各处关隘、险要、渡口、制高点、隐蔽通道、宜扎营、宜伏击、宜阻击之地形，评估其军事价值。

《水草屯田志》： 记录主要河流、湖泊、泉水、季节性溪流的位置、水量、水质、结冰期；记载各处草场的范围、牧草种类、生长季节、承载牲畜量；评估各地可垦荒地面积、土壤肥力、灌溉条件、适宜作物。

《风俗物产志》： 记述各地主要聚居点的居民构成、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特产、贸易节点、集市日期等。

《古今沿革考》： 考证汉唐故城、戍堡、驿站遗址，梳理历代行政建制变迁，为将来设官分治、恢复州县提供历史依据。

岳云对编纂所的工作给予了最大支持。

他明白，精准的地图和详尽的地理情报，是军队的眼睛，是行政的基石，更是将来长久统治西域的命脉。

每一次军事会议，范宗尹都会被要求携带最新绘制的地图或资料与会，提供地形分析。

每一次作战计划，都必须参考地理志的最新勘测成果。

而随着电报线的延伸，来自哈密、甚至玉门关的后方支援物资清单、朝廷旨意中涉及地理的信息，也会被及时反馈到编纂所，进行补充和修正。

“每一寸土地都要摸清。”

范宗尹常常对下属们重复岳云的这句话，“这不是风花雪月的文人游记，这是刀兵、是粮秣、是生民，是将来我大宋能否在此地站稳脚跟、长治久安的根本！

一处水源的错误，可能导致一支偏师的覆灭；一个隘口的疏忽，可能让敌军长驱直入；

一片草场的误判，可能让成千上万的军马饥渴而死。我们笔下每一条线，每一个字，都重如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