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材进入各大药市，硬木被用于建筑和家具制作。

与此同时，内地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也通过水陆交通，源源不断地集中到出口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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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连接海外市场与国内产地的庞大贸易网络高效运转。

文化交流随之活跃：随着商船往来的，还有僧侣、学者、工匠、艺人。

南洋的物产、物种、甚至音乐、舞蹈元素传入中国。

中国的科技（指南针、造船术、印刷术）、文化（儒家典籍、佛教经典、绘画艺术）、生活方式（饮茶、瓷器使用）也随着商品和人员更广泛地传播到南洋诸国。

佛教（特别是南海传来的密宗）、伊斯兰教等外国宗教在港口城市的传播也更加深入。

新的商业模式出现：出现了专门经营某一地区或某类商品的大海商，他们拥有自己的船队，在海外设有代理或货栈。

也出现了专门为海商提供融资、保险（类似契约形式的互助保障）、翻译、法律服务的行业。

市舶司的税收，成为朝廷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

“开辟航路，贸易大兴”的景象，是南宋主动海洋战略结出的最丰硕的经济果实。

它不仅为朝廷带来了滚滚财源，支撑了北方的战事和内政建设；也极大地刺激了国内手工业、商业和城市的发展；还促进了物种、技术、文化的交流，丰富了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得南宋的经济重心与海洋的联系更加紧密，一种外向型、海洋依赖型的经济萌芽开始出现，这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然而，贸易的兴盛，必然伴随着巨大的利益流动，如何管理、控制并从这繁荣中获取最大收益，成为朝廷面临的下一个关键问题，而答案，就藏在日益充盈的市舶税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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