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努力在“乱世用重典”的刚猛与“为政以仁”的宽和之间寻找平衡。

他的“仁厚”，并非妇人之仁，而是建立在法律和事实基础上的理性宽容；他的“公允”，也非和稀泥，而是基于案情和影响的审慎裁量。

这种刚柔并济、恩威并施的执政风格，逐渐为朝臣所感知。

严厉，使他们不敢懈怠贪墨；仁厚，使他们不致人人自危；公允，使他们心悦诚服。

虽然触动了不少人的利益，招致暗地里的抱怨，但公开的、激烈的反对声浪却并不大。

因为多数官员，包括许多清流和中立派，看到的是一个有原则、有手腕、亦有温度的储君，一个可能带领这个国家走出困境的明主。

他的威信，在一次次具体事务的处理中，悄然树立。

朝堂之上，对太子的评价开始发生变化。

原本因他年轻而有所轻视的老臣，开始认真对待他的意见；原本持观望态度的中间派，开始向他靠拢；一些真正忧国忧民、有志于革除弊政的官员，则将他视为希望所在。朝臣信服的种子，已经开始萌芽。

而这种信服，不仅仅源于他太子的身份，更源于他处理政务所展现出的能力与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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