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8月14日，《小巴黎人报》用了一个整版刊登“木樨草号惨案”的新闻。

标题只有一行字：《上帝的笔落在法兰西！》

整个巴黎在读完这条新闻后先是沉默了几个小时，仿佛吃了某种难消化的食物，需要一点时间才反应得过来。

然后舆论就炸了！

下午三点，圣日耳曼大街上，报亭老板让-皮埃尔的嗓子已经喊哑了。

他站在报亭门口，手里挥舞着最后几份《小巴黎人报》

“还有三份！最后三份！索雷尔是先知！《pi》是预言！

英国人吃人了！美国人还在杀印第安人！只有法国人看清了真相！”

一个穿黑色礼服的中年绅士挤过来，扔下一个法郎，抓起一份报纸就走。

让-皮埃尔很快就喊住他：“先生，找您钱！”

那人头也不回：“留着吧。你刚才说得对。只有我们法国人才看清了真相！”

让-皮埃尔愣了一下。他在这条街上卖了二十年报纸，头一次有人不要找零。

下午四点，歌剧院大道，《费加罗报》编辑部的大门外聚集了至少两百人。

有人举着牌子，上面写着：“《费加罗报》是法国之耻”。

有人朝大门扔鸡蛋，蛋黄顺着玻璃淌下来，象一滩滩烂泥。

“对！让他出来！让他解释什么叫“亵读文明’！”

“法国出了先知，你们却说他是疯子！”

过了很久，佩里维耶才说：“去把那些投稿找出来。”

“什么投稿？”

“那些被我们筛掉的稿子，那些写了pi在救生艇吃了人的稿子。”

佩雷斯苦着脸：“已经退回去了，退给征稿办公室了。他们要求的，不用就退回去。”

佩里维耶绝望地闭上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下午五点，歌剧院附近的“和平”咖啡馆，向来是文人聚会的地方。

平时这个点，靠窗的那几张桌子总会坐着几个作家或评论家，谈论最近的文学动向。

他听见邻桌有人在说话，那声量仿佛是故意能让他听得一清二楚。

“听说《费加罗报》被人扔鸡蛋了。”

“活该。登那些假惺惺的故事，什么“大人们把食物留给pi’，什么“老牧师祈祷’

结果呢？帕克，被投票吃掉了。”

“投票。你听听，投票。英国人还觉得自己挺文明。”

“嘘，小声点，人家可能就在附近”说这话的人，特意瞟了一眼靠窗的位置。

“在这又怎么样？我说的有错吗？他为了成名，什么鬼话都敢写。”另一个人依旧愤愤不平，声音越来越大。

之前他就看见几个作家、评论家进了咖啡馆，但看到他后都默默转身出去了。

现在更是被人这么当面羞辱。

他终于忍受不住了，猛地站起来，把几个硬币放在桌上，低着头快步走出咖啡馆。

他不是要离开咖啡馆，而是要离开巴黎。

晚上七点，蒙马特高地，落魄的艺术家、作家聚集的“黑猫”酒馆，格外热闹。

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喝过一杯啤酒，跳到桌子上，手里举着一份德国报纸。

他用夸张的德语口音念道：“《科隆日报》，法国人拒绝了自己的先知，不愧是全欧洲最讲理性的国家酒馆里爆发出一阵不满的嘘声。被德国人嘲笑，在法国人看来就是耻辱。

这些人都与巴黎的主流艺术圈子无缘，最喜欢看到高高在上的批评家们丢人现眼。

小胡子又换了一份报纸，用更夸张的意大利语口音念：“《晚邮报》，莱昂纳尔·索雷尔是法国人，但法国人不配拥有他”

嘘声更大了，还有人大声怒骂，或者拍着桌子。

年轻人最后总结：

“德国人和意大利人都在看我们的笑话，说我们的短视差点毁掉一部预言式的杰作！”

“他们说得对，但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是那些该死的评论家！”

“对！那些评论家不能代表法国，他们不配和其他法国人一起称为“我们’。”

晚上十点，维尔讷夫，山麓别墅。

莱昂纳尔坐在客厅里，苏菲坐在他旁边，手里拿着一叠电报和信件。

苏菲拆开一封：“是《费加罗报》的佩里维耶，他说想跟你见一面，当面道歉。

这是今天的第四封了，都是报社主编送来的。”

莱昂纳尔接过信看了一眼，放在桌上。

苏菲看着他：“你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