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这个问题的分量吗？”

作为内政部长的哈考特当然知道，英国赖以自豪的，就是那套“法治传统”。

议会主权、司法独立、程序正义——这些词写在教科书里，刻在每个英国人的脑子里。

虽然运转起来有这样那样的“潜规则”，但那不能拿上台面来说——比如暗示把《良言》踢出“邮费优惠”名单。

现在一个法国作家，通过一家法国报纸，问英国：“你们的法治，你们的自由，你们的程序……还活着吗？”

而英国政府没法理直气壮地回答“活着”，因为政府自己就在践踏程序。

首相格莱斯顿在办公室里踱了好几个来回，最后停下脚步：“下议院下次质询是什么时候？”

“后天下午。”

“准备好。劳伦斯那些人肯定会抓着这件事不放。”

“是。”

格莱斯顿盯着哈考特：“还有，想办法让这件事过去。我不想再看到《费加罗报》的专访被反复引用！”

哈考特露出为难地深色：“这恐怕不容易。只要索雷尔还在欧洲，只要他还说话，这件事就过不去。”

格莱斯顿沉默了几秒，然后说：“那就让他闭嘴！”

“怎么闭？我们已经拒绝他入境了。”

“想办法！”

但哈考特的办法还没想出来，新的打击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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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比《波西米亚丑闻》将首先在法国的《现代生活》与美国的《哈珀周刊》连载更劲爆的消息传来：

除了《现代生活》和《哈珀周刊》，这部小说还会在德国的《当代》和俄国的《祖国纪事》上同步刊出！

这个消息是《出版业周刊》确认后发布的，占了整整一栏，而伦敦出版圈和舆论界彻底疯了。

法国和美国就算了——法国是文化对手，美国是新兴市场，把作品卖过去虽然丢脸，但至少可以理解成商业选择。

但德国和俄国？

德国不仅是英国在殖民地上的竞争对手，而且在舆论当中是“没资格批评英国”的那种国家。

俄国更不用说，不仅是专制政权，而且秘密警察横行，是英国报纸隔三岔五就要拎出来嘲骂一番的那种国家。

现在，一个英国人引以为傲的侦探故事，要在德国和俄国的杂志上首发，而英国自己看不到？

这已经不是打脸了，这是把英国的脸按在地上踩。

《曼彻斯特卫报》立刻发了一篇社论，标题只有一个词：《耻辱！》

文章写道：

【发生了什么？发生了恐惧！对思想的恐惧，对讨论的恐惧！对可能引发‘不舒服’的任何故事的恐惧！】

【内政大臣说这是为了‘公共秩序’。但公共秩序不该靠让思想窒息来维持。

当唐宁街开始决定人民该读什么、不该读什么时，他就已经越界了。】

【而现在，越界的结果是：我们失去了自己的故事，失去了自己的英雄！

不是别人抢走的，是我们自己推出去的！】

【推给法国，推给美国，推给德国，推给俄国……我们不知道下一个国家是谁。

反正“福尔摩斯”将被推给全世界，唯独不留在自己家里！】

【如果这不是耻辱，那什么是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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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社论出来当天，下议院正好有质询。

他盯着格莱斯顿：“首相先生，您读到今天的《卫报》了吗？”

格莱斯顿面色平静：“读到了。”

“您同意那篇文章的观点吗？英国因为恐惧而失去了自己的侦探，这是一种耻辱——您同意吗？”

首相格莱斯顿的回答仍然冠冕堂皇：“我不认为英国‘失去’了什么。作品在哪里发表，都是作者的自由选择。”

“选择？当英国的所有杂志都拒绝刊登时，这还能叫‘自由选择’吗？这叫‘没有选择’！”

首相格莱斯顿的回答仍旧冷静：“政府不会干涉杂志的编辑决定。任何作品能否发表，取决于杂志自己的判断。

如果英国的杂志都拒绝刊登某部作品，那是基于杂志内部的讨论和阅读市场的反馈所做出的独立自主的决定。”

“那首相先生，我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多英国人都在问，但至今没有得到答案。”

“什么问题？”

“我们以后还能在大英帝国的报纸杂志上，看到莱昂纳尔·索雷尔的作品吗？”

议厅里更安静了，所有人都盯着格莱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