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的天。

他已经在这里呆了一个月。

牢房不大，只有二十步长，十五步宽，却关着三十多个人。

地面是夯实的泥土，湿漉漉的，泛着一层油光。

角落里放着一个木桶，那是便桶，盖子半开着，散发出刺鼻的氨水味。

床位根本不够。

木板搭的通铺挤了二十个人，剩下的十来个就睡在地上，铺些干草或破布。

契诃夫运气好，分到一个铺位，虽然只是最靠墙的角落，但至少不用直接睡在泥地上。

牢房里有各种人。

靠门那边住着几个和他一样的学生犯，其中一个叫谢尔盖的大学生，来自喀山大学，因为组织读书会被抓。

他又瘦又高，戴副破眼镜，镜片早裂了，只能用线绑着。

他总在低声和别人说话，讲些什么“土地与自由”“人民的意志”。

除了学生犯，还有的就是普通罪犯。

角落里有三个年轻人，是流浪汉，因为“无业游荡”被抓。

他们整天蜷在一起，像受惊的动物，眼睛空空的，没有光。

一个酒鬼睡在便桶边，他喝多了私酿酒，酒精中毒，手抖得厉害，说话含糊不清。

还有个小偷，才十七岁，手指灵巧，能在看守眼皮底下偷走他口袋里的糖。

契诃夫还见过一个女人，她不是这间牢房的，是隔壁女监的。

有一次放风时，他看见她站在院子那头，穿着破旧的灰色长裙，头发剪得很短，脸瘦得脱了形。

她盯着监狱高墙外的天空，一动不动，象一尊雕像。

后来听人说，她是个女教师，因为教农民识字被抓，被判了五年流放，去雅库茨克。

真正让他警剔的，是牢房里那个总是笑眯眯的胖子。

胖子自称叫彼得，是个小商人，因为“税务问题”被抓。

他话很多，喜欢和人攀谈，尤其喜欢找契诃夫聊天。

“莫斯科大学的？学医的？以后肯定是体面人。”

有时胖子会递过来一小块不知哪儿弄到的糖，或者一片皱巴巴的烟叶。

“拿着，别客气。咱们在这儿都是难友，互相照应。”

契诃夫一开始还接，后来就不接了，他发现胖子问的问题很细。

“你那些同学，都怎么样？”

“你们平时都聚会吗？在哪儿？”

“你的同学们读些什么书？哪儿买的？”

胖子眼睛很小，说着说着就会笑起来，眯成一条缝。

契诃夫很快就知道他是“乌鸦”，于是开始避开胖子；实在避不开，就只说些无关紧要的话。

胖子也不生气，还是笑眯眯的，该问的话一句也不落下。

这就是监狱的日常。

早上六点，牢门上的小窗打开，看守扔进来一天的口粮：

每人一块黑面包，只有拳头大；一碗稀汤，只是热水里飘着几片烂菜叶和土豆皮。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

有人睡觉，有人发呆，有人小声说话。

谢尔盖说，去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后，新沙皇加强了控制，抓了很多人。

“但我们不会停，人民总有一天会觉醒！”

契诃夫只是听着，不说话。

他想起自己写过的那些讽刺小品，嘲笑官僚，嘲笑神父，嘲笑那些麻木的小市民。

那时候他觉得他的笔就是刀，能割开社会的脓疮；现在他知道了，真正的刀是铁做的，握在穿制服的人手里。

但他不后悔，他只是做了自己心中认为该做的事。

他只是担心家里，他想母亲，叶夫根尼娅·雅科夫列夫娜，那个总是忙碌、总是担忧的女人。

她身体不好，有风湿，冬天关节会疼。现在儿子被抓了，判了流放，她会怎么样？会哭吗？会病倒吗？

他酗酒，暴躁，但契诃夫知道，父亲心里还有一点骄傲——对儿子考上莫斯科大学的骄傲。

现在这骄傲碎了。父亲会怎么想？会觉得儿子丢了他的脸吗？

他想哥哥亚历山大。

那个永远醉醺醺的哥哥。他会照顾好家里吗？还是会变本加厉地喝酒，把家里的最后一点钱都喝光？

他想弟弟妹妹们，伊万、米哈伊尔，当然还有玛莎。

玛莎，他最聪明的妹妹。她会不会做傻事？会不会想办法救他？不，千万别！

契诃夫心里一紧，玛莎才十八岁，她什么也做不了。

他只希望她平安，希望她不要因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