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历四十三年（1665年）五月七日，京城，元首府。

新任元首傅山坐在主位，听着几位高层的汇报。

总参谋长孙可旺首先发言道：“元首，社长认可我们支持准格尔想法。”

总理大臣王金如扶了扶眼镜，接话道：“从财政角度看，葛尔丹给出的条件确实优厚。准噶尔控制的地域潦阔，水草丰美，牛羊马匹资源丰富。一旦我们支持的铁路能修过去，这些优质畜产品可以源源不断输入关中，平抑肉食价格，改善民生。

更重要的是，那片土地地质勘探程度还很低，蕴藏贵金属和其他稀有矿产的可能性极大。至于其地处世界岛中心的位置，从长远战略看，这条铁路我们迟早要修。

三千万元借款虽有风险，但抵押实在，且能极大加强我们在世界岛中部的影响力。我认为，可以支持。”

孙可望也说道：“军方评估后也认为，支持葛尔丹西征，符合我朝西陲长远战略。一个与我们合作、且力量得到增强的准噶尔，可以有效震慑波斯和欧罗巴等国这些不稳因素，成为我朝西部屏障和战略延伸。而且战争需要的新式火器、军服等给养，也可由我我民朝商社提供提供，这3000万元转了个圈，还是回到了民朝。”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坐在主位的傅山。傅山担任元首刚满一年，资历在众多大同社元老中并非最深厚，常感掣肘。

此刻他凝视着地图上准噶尔的位置，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轻轻敲击。这是个机会，一个既能拓展国家利益，又能彰显决断力、巩固自身威望的机会。

沉吟半响，傅山目光扫过孙可旺和王金如道：“既然财政可行，军事有利，战略契合那便准了。回复葛尔丹，民朝原则上支持其恢复金帐汗国传统领地的努力，具体援助方式、抵押细节、铁路修建规划，由鸿胪寺、总参谋部、轨道部与准噶尔使团详细磋商，拟定条款，报元首府批准。”

“是！”孙可旺和王金如齐声应道。

这时，一直旁听海军尚书田见秀轻咳一声，递上一份文档：“元首，天竺总督李过发来有关南天竺诸邦的电报。”

傅山的注意力被拉回，示意他继续。

田见秀道：“李过汇报，我们在戈尔孔达、比贾普尔，迈索尔、狮子国四个藩属国推进的“均田令’和“废除种姓制’，阻力极大，进展极其缓慢。

阻力来自根深蒂固的婆罗门僧侣集团和刹帝利军事贵族，当地的土邦王公虽然表面上配合，但阳奉阴违，他们利用在地方上的传统影响力、宗教权威和武装力量，设置重重障碍，恐吓参与改革的平民，贿赂我方派出的顾问，甚至暗中煽动小规模骚乱。均田工作几乎陷入停滞。”

傅山起身，走到议事厅一侧悬挂的巨大世界地图前，目光落在南亚次大陆那片色彩纷繁的局域。民朝占据苏特拉城，对天竺的掌控变得更加深入，天竺南方四个小国都有民朝的顾问团。

而这四个邦国的国王，也非常识趣，强大的莫卧儿人都不是赛里斯人对手，就更不要说他们了。莫卧儿还有广大的战略纵深，德里也不在沿海，莫卧儿还有抵抗之力。

而他们却不一样。民朝的舰炮几乎是架在他们都城的门口，稍有不慎，他们就有可能身死族灭。所以这些国王一方面和民朝签订了友好通商协议，另一方面把自己的王子公主等人送到京城来留学，以示恭顺。

国内也开启了汉化运动，均田，建设作坊，开启了公民议会，只要不动王位一切都好办。

然而国王躺平了，不等于旧统治阶层的屈服。那些延续了千百年的婆罗门、刹帝利，才是这片土地上真正盘根错节的“地头蛇”。他们可以放弃一部分政治权交给外来者，甚至配合外来者来统治本地的百姓，但他们不接受任何外来者改变当地的制度。

而这就是民朝在天竺的困境，民朝不需要一个自给自足的天竺，而是一个能进入全球化市场的天竺，光靠那些婆罗门，刹帝利老爷能制造多少消费？只有整个天竺人有消费能力，这才是一个亿万人的大市场。“李过有什么具体建议？”傅山转过身道。

田见秀语气凝重道：“李过的意见是，当前的温和渗透、渐进改革策略，在这些旧势力面前效果有限，他们虽然有公民议会，但掌权的还是那些婆罗门，刹帝利。”

他提议以“破坏改革、对抗天朝、阴谋叛乱’等名义，对南天竺四国中阻碍最力的婆罗门和刹帝利集团进行系统性清洗，将其主要成员及其家族强制迁徙，流放至南洲新开发的矿区或基础设施工地，让他们在那里“劳动改造’。”

“李过认为，一旦拔除这些最顽固的本地精英阶层，剩下的普通百姓便容易教育的多。无论是均田还是推行新的行政制度，阻力都将大减。同时，这些被流放者及其附庸，也能为南洲急需劳动力的开发建设，提供一批成本低廉的人手。可谓一举两得。”

议事厅内安静了片刻。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