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厂的安全点。

警戒比之前更加森严。他被直接引到指挥室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这里可以通过单向玻璃看到隔壁的审讯室，也能听到声音。

八点整，郑组长和周副局长在戴志强的陪同下，走进了审讯室。

郑组长依旧穿着朴素的中山装，面容清癯，表情平静。

周副局长脸色严肃。何文山已经被带到了审讯室，他看起来比前几天更加憔瘁，头发凌乱，眼镜后面的眼神失去了之前的冷傲，只剩下一种灰败和复杂交织的神情。

没有多馀的寒喧。

郑组长在主位坐下，目光平静地看向何文山：“何文山同志，我是部里派到大同的联合调查组组长郑新民。听说你有重要情况要向组织汇报。现在，你可以讲了。要实事求是。”

何文山抬起头，看着郑组长，又看了看周副局长和戴志强，嘴唇哆嗦了一下，哑着嗓子开口：“郑组长，周局长，戴组长……我……我有罪。我姑负了组织的培养，利用了党和人民给我的知识和权力，做了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

他的开场白是程式化的谶悔，但接下来，他讲述的内容却让旁听的林卫国屏住了呼吸。

何文山详细讲述了他如何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利用参与技术引进项目评审、出国考察的机会，被境外情报人员以“学术交流”、“资料共享”为名拉拢，最初是提供一些非内核的技术资料，后来在对方许诺帮助其子出国深造、提供“研究经费”等条件下，越陷越深，开始有选择地提供带有密级的信息。

他承认了自己“园丁”的代号，承认了通过赵德顺传递指令、协调“断尾”，承认了利用技术权威身份影响王启明等人，也承认了通过那个港商渠道与境外传递情报和接收指令。

讲到关键处，他提到了张振华。

“张老……张振华部长，他对我一直很赏识，在技术路在线很支持我。”何文山的声音低了下去，“有些项目，我知道不符合规定，或者技术风险很大，但为了……为了个人和某些关系的利益，我会在向张老汇报时，刻意强调其‘战略意义’和‘创新性’，淡化风险。张老信任我，在很多情况下，会给予支持，或者在审批时……打个招呼，行个方便。”

他举了两个例子，都是大同分局问题项目的前期关键审批节点。何文山承认，他利用张振华的信任和影响力，为这些项目扫清了部分制度障碍。

“但是，”何文山猛地抬头，眼神里闪过一丝挣扎，“我必须向组织说明，我从未向张老透露过我与境外的关系，也没有直接要求他为我做违法的事情。他……他可能只是出于对技术发展的急切心情，或者被我们这些人营造的假象蒙蔽了。那些项目的最终腐败和泄密，是我的责任，是马保国、王启明他们的责任。”

他在竭力将张振华的责任限定在“失察”和“被利用”的范围内，试图切割。

郑组长一直静静地听着，此时缓缓开口：“何文山，你说你从未向张振华同志透露过你与境外的关系。那么，你通过他的影响力促成的那些项目，最终产生的某些‘技术合作’和‘后续服务’，流向了与那个港商有关的公司，这一点，张振华同志是否知情？或者，他是否从中获得了任何形式的利益？”

这个问题直指内核，也是区分“失察”与“共谋”甚至“利益交换”的关键。

何文山脸色白了白，低下头，沉默了足有一分钟，才艰涩地说：“我……我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张老知情，或者获得了利益。那些公司的背景很复杂，层层转包，表面上看是正常的商业合作。但是……但是有一次，那个港商私下跟我说过，有些关系需要‘打点’，‘上面的香要烧到’。他暗示，有些钱……是作为‘咨询费’或者‘赞助费’，流向了某些与项目推动有关的……‘相关人士’设立的基金会或研究机构。具体……具体到张老个人，我不清楚。”

他没有肯定，但也没有完全否认，留下了一个模糊而危险的影子。

郑组长没有继续追问这一点，转而问了几个关于那个港商的具体连络方式、交接手法、以及何文山自己保留的证据等问题。何文山一一回答，比之前审讯时配合了很多。

汇报持续了近两个小时。结束时，何文山显得筋疲力尽，几乎瘫在椅子上。

郑组长站起身，对戴志强说：“做好笔录，让他签字。加强看管。”然后，他看了一眼单向玻璃的方向，对周副局长低声说了一句什么，便转身离开了审讯室。

几分钟后，林卫国被工作人员请到了安全点内另一个安静的小房间。郑组长和周副局长已经在里面。

“林卫国同志，坐。”郑组长指了指椅子，态度平和。

“郑组长，周局长。”林卫国躬敬地坐下，腰背挺直。

郑组长打量了他一下，开口问道：“刚才何文山的汇报，你都听到了。有什么想法？”

林卫国知道这不是闲聊，是考校，也是了解一线干部的看法。他谨慎地思考了几秒，回答道：“郑组长，周局长，何文山的供词，基本印证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