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彼得堡的绞刑架，矗立在十二月党人广场冻硬的泥土上，像一根指向铅灰天空的腐烂手指。寒风呜咽着穿过广场，卷起细碎的雪粒，抽打着围观人群裹紧的厚大衣和麻木的脸。空气里弥漫着恐惧，比涅瓦河上飘来的鱼腥味还要浓烈。

“我是不会死的，”她的声音不高，却奇异地穿透了风的呼号，钻进每一个冻僵的耳朵里，带着金属刮擦般的冰冷质感，“永远都不会。”

人群一阵骚动，低语如毒蛇般蔓延。有人画着十字，有人下意识地后退一步。主刑官，一个面色铁青、手指冻得通红的胖子，猛地挥下了手臂。

绞索骤然绷紧。安娜的身体短暂地抽搐了一下，随即垂落。那双曾经让圣彼得堡沙龙为之倾倒的蓝灰色眼睛，至死都圆睁着，凝固着那抹令人骨髓冻结的讥诮，死死地钉在广场边缘那座青铜骑士像冷硬的面容上，仿佛在进行一场跨越生死的无声对话。

广场上死寂了一瞬，随后是压抑的、如释重负的吐气声和更加急促的划十字声。人们开始散去，脚步匆忙，只想尽快逃离这冰冷、死亡和诡异宣言混合的场所。没人愿意多看一眼绞架上那具仍在轻微晃动的、穿着天鹅绒的尸体。

瓦西里坐在他那间狭小、堆满文件的办公室里，劣质伏特加带来的暖意正一点点消退。他揉着发胀的太阳穴，试图驱散连日来的疲惫和一种莫名的不安。那女人临刑前的话，像根冰冷的刺，扎在他脑子里。

突然，颈后传来一丝凉意。

极其细微，像一片融化得特别慢的雪花轻轻触碰皮肤。瓦西里猛地一缩脖子，下意识地伸手去摸。指尖触到粗糙的衣领和冰冷的皮肤，什么也没有。他咕哝了一句，以为是风。可办公室的窗户紧闭着，缝隙都用油灰仔细封死了。

他低下头，继续处理桌上堆积如山的犯人转移文件。笔尖在粗糙的纸上划出沙沙的声响。

那股凉意又来了。

这次更清晰，更缓慢。像有人站在他背后，弯下腰，极其轻柔地、带着某种病态的探究意味，对着他裸露的脖颈吹了一口气。冰冷，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类似地下墓穴里陈年泥土的微腥气息。

瓦西里浑身的汗毛瞬间炸起！他像被烙铁烫到一样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沉重的橡木椅子腿在石地板上刮出刺耳的噪音。他猛地转身，右手已经下意识地按在了腰间沉重的马卡洛夫手枪枪柄上。

身后空无一物。办公室的门紧闭着，小小的气窗透进走廊昏暗的灯光。只有文件在桌上微微颤动，那是他起身带起的风。心脏在胸腔里狂跳，撞击着肋骨，发出擂鼓般的巨响，在过分寂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突兀。冷汗瞬间浸透了他厚实的毛料制服内衬。他喘着粗气，瞪大的眼睛扫视着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堆积如山的文件柜后，低矮的天花板阴影里，甚至是他那张破旧办公桌下面。只有冰冷的空气，还有他自己粗重的喘息声在回荡。

“谁？！”他低吼了一声，声音干涩得厉害，带着自己都厌恶的颤抖。

无人回应。

时间像冻僵的涅瓦河水，缓慢而沉重地流淌。绞刑架下的宣言和典狱长脖颈上的寒意，渐渐被圣彼得堡冬日的灰霾和日常的喧嚣所掩埋。直到第二年的七月，一场来自乌拉尔山区的寒流提前裹挟着浓雾，笼罩了城市。

消息层层上报，震动了内务部高层。地毯式的搜索随即展开，目标很快锁定在圣彼得堡远郊，一片被废弃工厂和稀疏白桦林包围的破败区域。线索指向了一对以“灵媒”和“传统疗愈者”彼得罗芙娜·沃龙佐娃（尽管她已死去数月）的丈夫，阿纳托利·伊里奇·费奥多罗夫，以及一个据称是他新助手的神秘女人。

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从紧闭的橡木大门缝隙里顽强地渗出来，混合着浓烈的劣质熏香、腐烂的甜腻和一种……仿佛无数陈旧伤口化脓后的腥臭。这股味道像一只冰冷滑腻的手，攥住了每一个靠近者的喉咙。

沉重的破门槌狠狠撞在腐朽的门板上。伴随着木头撕裂的刺耳呻吟和铁链崩断的脆响，大门向内轰然洞开。

那股味道如同实质的洪水，瞬间冲垮了所有人的防线。几个年轻警员当场弯腰干呕起来，脸色煞白。彼得强忍着胃部的翻腾，第一个踏入昏暗的前厅。

手电筒的光柱刺破浓重的尘埃，在昏暗的前厅里胡乱切割。光柱所及之处，景象令人头皮发麻。墙上并非挂着家族肖像，而是层层叠叠、密密麻麻地贴满了同一对男女的画像——安娜和阿纳托利。画像的风格扭曲而狂热，安娜的面容被描绘得近乎神只，带着非人的冷漠和威严；阿纳托利则总是谦卑地侍立一旁，眼神里却闪烁着一种病态的狂热。颜料在潮湿的墙壁上晕染开来，像流淌的污血。空气粘稠得如同胶水，每一次呼吸都像是把那股混合着腐烂和熏香的恶臭强行灌入肺腑。

“上帝啊……”一个警员低声呻吟，手电光颤抖着扫过墙角一堆堆蒙尘的、造型诡异的瓶瓶罐罐和风干的动物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