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写在瑞士火车票背面的潦草笔记）

苏黎世的雪是假的，像盐，像糖，像死人脸上涂的粉。空气里有巧克力和血的味道，混在一起，甜得发腻，腥得发苦。阿明在火车厕所里吐了，吐得昏天黑地，他说不是晕车，是闻不惯这味道，太干净，太假，像停尸房里的福尔马林。

我把枪藏在风衣里，枪管贴着肋骨，是冰的，但心是烫的，是烧的，是快要炸开的。这座城每个人都在笑，但笑是假的，像面具。我们的脸是脏的，但脏是真的。面具和脸，哪个更假？

5月12日，晚上八点三十分，瑞士，苏黎世中央火车站

空气是冰冷的，干净的，带着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和巧克力甜香，混在从站台涌入的、穿着厚厚冬衣的旅客呼出的白雾里，形成一种奇异的、令人眩晕的、不真实的气味。火车站很大，很古老，穹顶上画着褪色的宗教壁画，天使和恶魔在斑驳的颜料后面注视着来来往往的行人，眼神悲悯，或者，冷漠。

老周站在第七站台的柱子后面，身上穿着一件从曼谷黑市买来的廉价黑色风衣，风衣很薄，挡不住瑞士五月夜晚的寒气，但能藏枪。他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火车时刻表，眼睛却盯着对面站台电子屏上滚动的列车信息——从苏黎世到日内瓦，晚上九点十五分发车，三号站台。

他们在看时刻表，但不是在等火车。他们在等人。等阿明说的那个“联络人”——一个能带他们进入苏黎世联合银行地下金库的人。

三天前，他们从克钦邦的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用阿明的假护照和机票，辗转泰国、阿联酋、德国，最后偷渡进入瑞士。一路上躲过了至少四次边境检查，两次便衣盘问，和一次差点暴露身份的酒店突袭。玛丹的肩膀伤口感染了，在发烧。貌丁医生因为过度劳累和紧张，心脏病发作过一次，差点死在飞机上。丹意吓出了失语症，到现在还不会说话，只是死死抓着老周的手，像抓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而老周自己，左肩的枪伤感染恶化，整个左臂肿得像发面馒头，每动一下都像有刀在骨头里剐。

但他们撑过来了。因为必须撑。因为吴梭死了，小陈死了，梭图和那些克钦兵死了，乌鸦死了，但仇还没报，账本还没拿，那些高高在上、喝着香槟、看着他们互相残杀的畜生，还活着。

“来了。”玛丹低声说，用胳膊肘碰了碰老周。她穿着件臃肿的羽绒服，帽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但眼神很利，像刀子，在人群中快速扫过，锁定目标。

一个穿着深灰色羊绒大衣、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白人，正从对面站台走来，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皮质公文包，步伐不紧不慢，表情从容自然，像个刚下班的银行经理。但他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个很特殊的戒指——是银质的，戒面刻着一个很细微的、几乎看不见的符号：一个被剑刺穿的眼睛。

是“全视之眼”，是共济会的标志，也是……ics内部高级成员的识别符号之一。阿明说过，联络人会戴着这个戒指。

“是他。”老周低声说，对旁边的阿明使了个眼色。阿明点点头，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身上那套不合身的西装——也是从黑市买的，为了看起来像个“正经人”——然后，提着一个小型行李箱，朝那个人走去。

两人在站台中央相遇，擦肩而过时，阿明用德语低声说了一句：“天佑吾王。”

这是接头的第一句暗语。对方脚步没停，但用同样低的声音回了句：“剑与天平。”

暗语对上。对方继续往前走，阿明跟在他身后，保持约五米的距离，像两个互不相识的路人。老周和玛丹也远远跟着，丹意被貌丁医生牵着，混在人群中。

一行人穿过火车站大厅，走出侧门，来到一条僻静的小街。街上很安静，只有几盏复古的煤气路灯，散发着昏黄的光，把积雪照得一片惨白。联络人走到一辆黑色的奔驰s级轿车旁，拉开车门，示意阿明上车。阿明回头看了老周一眼，老周微微点头。阿明上车，联络人也上车，车门关上，车启动，悄无声息地滑入夜色。

老周他们立刻走向停在街角的一辆灰色大众面包车——是阿明提前租好的，用假驾照。老周开车，玛丹坐副驾驶，貌丁医生和丹意坐后座。车启动，远远跟着那辆奔驰。

“你觉得他能信吗？”玛丹问，眼睛盯着前方奔驰的尾灯。

“不能。”老周说，“但没得选。阿明说，只有这个人能带我们进银行地下金库。而金库的钥匙，是法官u盘里的数据，加上法官临死前留下的那半句话。我们现在只有u盘数据，那半句话还没拿到。必须进去，才能知道那半句话是什么。”

“但如果这是个陷阱呢？”

“那就杀出来。”老周说，声音很冷，“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杀到银行金库里，拿到账本，然后，把账本内容用卫星电话发出去，发给全世界的媒体，发给联合国，发给所有人。到时候，就算我们死了，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