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事结束，徐庶、贾诩、田豫、法正、张松等人各自领命，匆匆离去，开始着手准备益州新政试点的前期工作。厅中只剩下耿武与顾雍。

耿武揉了揉眉心，正欲起身回府，享受片刻难得的清闲——毕竟云娜怀孕，母亲注意力转移，他终于可以松口气。却见顾雍并未立刻离开，而是面带犹疑，似乎有话要说。

“元叹还有事？”耿武重新坐下，问道。

顾雍走近几步，压低声音，语气带着前所未有的郑重：“主公，方才议事，大略已定，本不该再多言。然雍思之再三，心中仍有一丝隐忧，不吐不快，故冒昧留步，望主公恕罪。”

“元叹但说无妨，你我之间，何须客套。”耿武正色道。顾雍为人持重，心思缜密，鲜有如此郑重其事的私下进言，必有要事。

顾雍沉吟片刻，似乎在斟酌措辞：“主公，文和先生‘试点’之策，稳妥老辣，确为眼下最佳选择。徐元直才略过人，持节入蜀，必能打开局面。然，雍所虑者，非在益州一隅，亦非在新政本身能否推行。”

“哦？那是何故？”

“雍所虑者，在于天下士林，在于四方豪强之反应。”顾雍一字一句道，“主公欲在益州行‘清田核户’、‘肃贪考绩’之政，所针对者，表面是益州本地豪强、贪官污吏。然此等豪强，往往盘根错节，互为姻亲，互通声气。其势力，绝不仅限于益州一州之地。”

他看着耿武，目光深邃：“天下十三州，无论中原、河北、荆扬，乃至我治下之幽、并、凉、雍，地方治理，税赋征收，兵马募集，乃至人才举荐，在相当程度上，皆依赖于这些地方豪族、世家大姓。他们占有良田，隐匿人口，把持地方，甚至操纵舆论。朝廷（或一方诸侯）强盛时，他们或可暂时低头纳粮；一旦朝廷衰弱，或政令触及他们根本利益，其反弹之力，不可小觑。”

“主公在益州之作为，虽是试点，然天下瞩目。那些清查出来的田亩、人口，那些被惩治的豪强、官吏，其背后可能牵扯到的州外关系网络，必会引起天下其他州郡豪族的警惕与不安！”顾雍的声音越发低沉，“他们会想，今日耿武在益州‘度田’，明日是否就会在我兖州、冀州、荆州也来这一套？今日他杀益州豪强，明日是否会动我家族基业？”

耿武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案几。顾雍所言，触及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他这套旨在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地方势力、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新政，从根本上，是在与延续了数百年的、以豪强大族为基础的地方社会结构为敌！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深刻的政治与社会问题。

“元叹是担心，新政未行，已先树敌于天下？”耿武缓缓道。

“正是。”顾雍点头，“主公如今虽强，然袁绍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其根基便在河北豪族支持。曹操能立足兖豫，亦离不开颍川、谯沛等地士族豪强之助。刘表坐镇荆州，靠的也是蒯、蔡、庞、黄等大姓。便是孙策在江东，亦需与顾、陆、朱、张等族周旋合作。此乃时势，亦乃积弊。”

他叹了口气：“主公欲行非常之事，建不世之功，触碰此等积弊，乃必然。然，需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些豪强大族，亦是‘水’之重要组成部分。若操之过急，或手段过于酷烈，使其感到生存根本受到威胁，则彼等必联合反抗，或明或暗，其力不容小觑。更可虑者，若关东诸侯如袁绍、曹操，趁机以‘保护士族’、‘反对暴政’为名，煽动联络，则我军内外交困，大势危矣。”

耿武沉默良久。顾雍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历史上，任何触及土地和人口这一根本利益的改革，无不会激起既得利益集团的疯狂反扑。王莽改制，身死国灭，原因复杂，但触怒天下豪强是重要因素。光武帝刘秀“度田”，也遭遇了巨大阻力，最终未能彻底。自己现在，确实是在动一块最大的“蛋糕”。

“那依元叹之见，当如何？”耿武问道。

“雍非劝主公不行新政。”顾雍忙道，“新政必行，否则无以立国。然，行此新政，需刚柔并济，有理有节，更需……‘统战’。”

“统战？”

“正是。”顾雍解释道，“天下豪强，亦非铁板一块。有顽固不化、罪大恶极者，自有可争取、可分化者。新政在益州推行，可明示标准，划定红线。对配合清田、主动申报、依法纳税之豪强，给予褒奖，甚至可许其子弟入仕、参与地方管理之机会。对罪行确凿、民愤极大、且顽抗到底者，则坚决打击，以儆效尤。同时，需加强舆论，宣扬新政乃为‘均平赋税’、‘惩治贪腐’、‘与民休息’，而非与所有士族豪强为敌。更可提拔重用如法正、张松等出身益州、却愿支持新政的才俊，树立榜样。”

他最后总结道：“总而言之，既要展示雷霆手段，整顿积弊，增加收入；亦需辅以怀柔之策，分化瓦解，争取人心。尤其需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