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养二十多万。

二十万常备军，是什么概念？东汉元初年间，羌乱猖獗，朝廷在西境屯兵二十余万，不过十年，就花光了国库的二百四十多亿钱，府帑空竭，边民死难无数，并、凉二州直接被耗成了一片废墟。那时候的东汉，还有四千多万人口撑着，尚且扛不住，更何况只有一千二百万人口的西晋？

更何况，早在灭吴前一年，司徒左长史傅咸就曾给司马炎上过一道奏折，字字泣血：“当今公私俱乏，皆因设官太多，兵冗太甚！百姓十之八九皆为兵为吏，无人务农，仓廪何以实？当今之急，唯并官息役，让百姓归田，方为根本！”

傅咸的话，戳中了司马炎的痛处。天下刚定，百废待兴，最该做的是让百姓拿起锄头，而不是拿起戈矛。若是再添二十万郡兵，就意味着二十多万张吃饭的嘴，二十多万个本该务农的劳动力被抽走。到时候，赋税加征，百姓流离，不用等盗贼四起，自己就先把天下逼乱了。与其如此，不如罢郡兵，让兵士归田，让府库休养生息。

除了前朝教训和国力民生，司马炎还有一层更深的考量——权力的平衡。

西晋的天下，从来都不是司马氏一家独大，那些世家大族，才是隐藏在背后的庞然大物。自汉魏以来，世家大族靠着宗族姻亲、门生故吏、庄园经济，渐渐把持了地方的财权、人权、兵权。就说司马氏自己，本就是河内温县的世家，司马懿能发动高平陵之变，靠的就是司马师暗中培养的三千死士，而这三千死士，大多来自世家的庄园部曲。

天下的世家，何止司马氏一家？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河东裴氏，个个都有庞大的庄园，个个都藏着私兵部曲，动则数千，甚至上万。这些世家，是天下的根基，却也是天下的隐患。司马炎大封诸侯王，说到底，就是用宗室的力量去制衡这些世家大族——诸侯王握兵镇守地方，世家大族便不敢轻易作乱；而世家大族的势力遍布朝野，诸侯王也不敢妄自尊大，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

中央、诸侯王、世家大族，这三者构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牵一发而动全身。若是再给州郡加兵，让州郡成为第四股势力，这三角的平衡就被打破了。地方上有诸侯王、世家、州郡三股兵势，一旦天下有变，要么是州郡倒向世家，要么是州郡依附诸侯王，最终只会形成更大的割据势力。倒不如罢郡兵，让诸侯王和世家大族两两制衡，中央坐收渔利，若是地方有乱，二者相互牵制，中央军便有时间调兵平叛，以时间换空间。

所以，司马炎的罢郡兵之策，从来都不是昏招，而是当时天下大势下的最优解。他借鉴秦汉的弱枝强干之法，记取曹魏的覆亡教训，考量西晋的国力民生，维护天下的权力平衡，每一步，都算得清清楚楚。

可他千算万算，终究没算到，自己布下的这盘棋，终究还是被时代的畸形格局给搅乱了。

世人皆说，永宁年间的天下大乱，是因为州郡无兵，可没人看到，那大乱的根源，从来不是罢郡兵，而是八王之乱。而八王之乱的爆发，恰恰是司马炎为了制衡世家大族，不得不埋下的伏笔。

贾谊在西汉初年曾给汉文帝献过“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计策，把大的诸侯国拆成小的，让诸侯王的兵力削弱，这样他们就无力对抗中央，只能俯首称臣。这个计策，在西汉初年收效显着，可到了西晋，却完全行不通。

因为西汉初年，民间松散，没有世家大族的掣肘，诸侯王只要实力弱，就只能忠于中央。可西晋的世家大族，势力太过强大，若是司马炎按照贾谊的计策，把诸侯王的兵力削得太弱，那诸侯王在地方上，就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分分钟会被世家大族吞掉。到时候，地方上全是世家的天下，司马氏的江山，只会坐得更不稳。

所以，司马炎只能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能削诸侯王的兵，还要给他们足够的兵力，让他们有能力和世家大族抗衡。大国五千兵，次国三千兵，这看似不多，可这些兵力，都是精锐的军官团，一旦天下有变，靠着诸侯王的财权和世家的支持，分分钟就能扩充成数万，甚至数十万大军。

成都王司马颖讨伐赵王司马伦时，初起兵时不过五千人，可一路之上，羽檄所及，四方响应，到了朝歌，兵力竟已达二十余万。这就是西晋诸侯王的实力，也是司马炎不得不面对的时代困局——为了制衡世家，必须给诸侯王重兵；可给了重兵，诸侯王就有了觊觎天下的资本。

这不是司马炎的权谋能化解的，而是西晋畸形的社会结构所结出的怪胎。

更重要的是，司马炎死后，西晋的中央政府，先出了杨骏专权，后出了贾南风乱政，皇后、外戚、宗室争权夺利，把太极殿搅成了一锅粥。中央乱了，那盘由司马炎布下的权力平衡之棋，自然也就崩了。诸侯王不再是镇守地方的定海神针，反而成了争权夺利的野心家，一个个领兵杀入洛阳，为了那把龙椅，打得头破血流。

八王之乱，一打就是十六年，中央军打没了，诸侯王的兵马打疯了，世家大族则隔岸观火，坐看渔利。到了永宁元年，中央早已失控，天下早已大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