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饱私囊。这样层层盘剥下来，百姓交一两银子的税，实际要付出一两五钱，甚至二两。可这些多收的银子，却一分钱也没进国库，全都进了各级官员的腰包。

除了火耗，还有羡余。所谓羡余，就是地方官在征收赋税时，额外多收的部分。比如朝廷规定征收一万石粮食，地方官就会多收一千石，这多收的一千石，就叫羡余。这些羡余，名义上是用来弥补地方财政的亏空，实际上却大多被官员们私分了。

还有各种节礼、炭敬、冰敬。逢年过节，下级官员要给上级送礼，冬天送炭敬，夏天送冰敬，这些礼物都不是小数目。一个知县，一年光是给上司送的节礼，就可能超过他的俸禄。而这些钱，最终还是要从百姓身上搜刮。

康熙晚年，官员们的贪污手段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他们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百姓苦不堪言。可老皇帝却对此视而不见，只顾着平衡皇子们之间的关系，维持朝堂的表面和平。

等到雍正即位时，国家财政已经千疮百孔。国库里的存银，竟然不到八百万两。而地方上的亏空，却高达数千万两。很多地方官为了贪污，甚至不惜挪用国库的银子，导致地方财政彻底崩溃。

更要命的是，官场的风气已经彻底败坏。贪污成了常态，不贪污反而成了异类。如果一个官员不收陋规，不送礼，不仅会被上司打压，还会被同僚排挤。因为你不贪，就显得别人贪，你就是官场的“叛徒”。

雍正还记得，他刚即位时，曾派钦差去查江南的财政亏空。结果钦差到了江南，当地官员摆下盛宴，送上厚礼。钦差收了礼，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回来后只说江南财政一切正常。雍正得知后，气得当场摔了御笔。

他知道，自己面对的不是几个贪官，而是一个庞大而顽固的官僚体系。这个体系已经烂到了根子里，想要扭转，比登天还难。

但雍正不是个轻易认输的人。他从小就不受康熙待见，在九子夺嫡的斗争中，步步为营，忍辱负重，才最终登上皇位。他骨子里有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面对这样的烂摊子，他没有退缩，而是下定决心，要用铁腕手段，整饬吏治，肃清贪腐。

雍正的反贪手段，在清朝历史上，绝对算得上是最狠的。

康熙朝惩贪，顶多是罢官、降职，真正杀头的没几个。贪官们就算被查出来，也只是损失点钱财，丢点官职，性命无忧。所以他们才敢肆无忌惮地贪污。

雍正却不一样。他的原则是：贪污一两银子，就要偿还一百两。他还定下规矩，凡是贪污的官员，不仅要追回全部赃款，还要抄家。如果家产不够偿还赃款，就让他的亲戚朋友一起赔。这种株连式的惩罚，让贪官们胆战心惊。

雍正元年，他就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叫“会考府”。这个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专门审查全国各级官员的账目。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只要账目有问题，会考府就敢查。一旦查出贪污，立刻追究到底。

会考府的权力极大，官员们对它又怕又恨。有一次，会考府查出户部一个郎中贪污了国库的银子。雍正得知后，二话不说，直接下令抄家。不仅抄了郎中的家，还抄了他的亲戚、朋友的家，最后总共追回了十万两赃款。这个郎中，最终被斩首示众。

这件事震动了整个官场。官员们这才意识到，新皇帝是来真的，不是说说而已。

除了设立会考府，雍正还推出了“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

火耗归公，就是把火耗这种灰色收入，正式纳入官方财政体系。地方官按照朝廷规定的标准收取火耗，全部上缴国库，不得私自克扣。这样一来，就堵住了官员们通过火耗贪污的路子。

而养廉银，则是雍正为了解决官员俸禄过低的问题而设立的。朝廷从收缴上来的火耗银中，拿出一部分，按照官员的品级和职责，发放给官员作为补贴。这个养廉银的数额相当可观，是官员正式俸禄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一个七品知县，一年的俸禄是四十五两，而养廉银却有几百两。一个四品知府，养廉银有上千两。一个总督巡抚，养廉银更是能达到上万两。有了这么多养廉银，官员们的生活就有了保障，不用再为养家糊口而发愁。

雍正的想法很简单：我给了你足够的钱，让你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你还贪污，那就是纯粹的道德问题，不再是被逼无奈。到时候，我再惩罚你，就理直气壮了。

为了防止官员们官官相护，雍正还大力推行密折制度。他鼓励官员们互相举报，谁发现有贪污行为，就可以写密折告诉皇帝。密折直接送达皇帝手中，别人看不到，也不知道是谁举报的。这样一来，就打破了官官相护的风气。贪官们不知道哪天就会被人告发，做事不得不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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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的这些铁腕手段，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他在位的十三年里，全国查处的贪污案件数不胜数。很多贪官被斩首示众，很多贪官被抄家，家产充公。国库里的存银，也从他即位时的八百万两，增加到了六千万两。地方上的财政亏空，也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