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吃得饱、穿得暖，训练起来格外卖力，西夏人好几次想来骚扰，都被打了回去。渭州的经略使笑着说：“子厚（张载字），没想到你不仅会读书，还会带兵啊！”

张载原以为，凭着自己的本事，总能在官场上做出点样子，可他没料到，官场的水，比他想象的要深得多。

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政，朝廷里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新政，一派反对新政，吵得不可开交。这时候，张载被调到京城，做了崇文院校书，负责校勘典籍。他刚到京城没几天，王安石就主动找上门来了。

那天，王安石穿着绯色的官服，坐在崇文院的竹椅上，手里转着一枚玉扳指，开门见山地说：“子厚，新政要推青苗法，你是陕西来的，熟悉民间的情况，帮我一把怎么样？有你的帮忙，青苗法在陕西肯定能推得顺顺当当。”

张载端着茶杯，指尖有点发紧。他不是不知道青苗法——官府把粮食借给农民，等秋收后再还，收点利息，本意是帮农民度过荒年，可他在渭州时，就听老百姓说过，有些地方官为了政绩，逼着农民借粮，利息越收越高，最后农民反而更苦了。他放下茶杯，看着王安石说：“介甫（王安石字），青苗法的好处我知道，但坏处我也听说了。我在渭州时，见过因为还不上青苗钱，把家里的耕牛都卖了的农民。这事我没摸透底细，不敢随便点头，要是我现在答应你，将来出了问题，不是坑了你，也坑了老百姓吗？”

王安石脸上的笑容淡了些，没再多说，起身就走了。张载知道，自己这是得罪了这位正得势的宰相，但他不后悔——他做官，是为了给老百姓办事，不是为了攀附权贵。

可麻烦很快就来了。没过多久，张载被派去外地查一桩贪污案，等他办完案子回京，却听说自己的弟弟张戬因为批评青苗法，得罪了王安石，被罢了官，全家都被卷进了新政的漩涡里。有人劝他：“子厚，你就低个头，跟王宰相认个错，说不定还能保住官职。”张载却摇了摇头：“我没错，为什么要认错？要是为了做官，丢了良心，那这官做得还有什么意思？”

没过多久，张载就递了辞呈，带着家人回了陕西横渠老家。临走那天，崇文院的同事来送他，有人叹着气说：“子厚，你这是何苦呢？跟王宰相服个软，以后有的是机会。”张载背着书箱，笑着说：“我回横渠，不是认输，是想把这些年读的书、见的事，好好理一理。说不定，将来能写出点有用的东西。”

横渠的小院不大，院墙是用黄土夯的，门口种着两株槐树，院里有一口老井，井边放着一张石桌。张载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是在院子里练半个时辰的剑——年轻时想当兵打仗，剑没丢，后来成了读书人，剑就成了醒神的物件。练完剑，他就钻进书房，书桌上堆着《论语》《孟子》《周易》，还有他这些年在各地做官时写的笔记，旁边放着一碗小米粥，凉了就兑点热水喝，有时候看书入了迷，一天就吃这么一碗粥。

村里的人一开始不理解，都说：“张大人放着京城的官不做，回来当穷书生，是不是傻啊？”还有人说：“清高能当饭吃吗？躲在屋里看书，能帮老百姓解决吃饭的问题吗？”张载听到了，也不生气，只是偶尔会在傍晚的时候，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跟路过的村民聊天，聊庄稼的收成，聊村里的琐事，聊着聊着，就把自己从书里看到的道理，用土话讲给大家听。

“咱老百姓种地，得先把地翻松了，才能种庄稼。做人也一样，得先把心里的‘杂草’除了，才能学好本事。”“邻里之间吵架，就像地里长了草，不能用锄头硬挖，得慢慢拔，不然会伤了庄稼。”村民们听得入了迷，后来每天傍晚，都有人搬着小板凳来听他聊天，有时候人多了，石桌上都坐满了人。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慕名而来，想跟着张载读书。张载也不推辞，把书房收拾出来，让年轻人住下，白天教他们读经义，晚上跟他们聊天下事。横渠的小院里，每天都能听到读书声，有时候是《论语》，有时候是《周易》，还有时候是张载自己写的文章。

张载的日子过得清贫，却格外充实。他把自己对天地、对人生、对社会的思考，一点点写进书稿里，有时候为了一个观点，能跟学生争论一整天，直到双方都心服口服。他常对学生说：“做学问，不能只盯着书本，得看看老百姓的日子，看看这天下的样子。不然，读再多的书，也是死读书。”

就这样过了十多年，张载的头发白了，背也有点驼了，但他写的书稿，却堆得比书桌还高。

1077年的春天，一封来自京城的召令，打破了横渠小院的平静。朝廷里有人上书，说张载的学问继承了古圣先贤，让他赶紧入京，参与议订丧祭礼仪。那时候，张载已经五十四岁了，咳嗽了一冬天，脸都瘦脱了形，走路都得拄着拐杖。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学生们劝他：“先生，您身体不好，从横渠到京城，要走一个月的路，万一出事怎么办？不如辞了这差事，留在家里安心写书。”张载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