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管得极严，再加上皇后和权臣之间互相拆台，朝堂又乱成了一锅粥。

有一年元夕节前，张养浩听说宫里要张灯结彩，花的都是百姓的税钱，心里又急了。他找左丞相拜住，递上《谏灯山疏》，说“现在百姓还有好多没饭吃，宫里却花钱搞这些虚的，实在不该”。英宗看完疏，气得把奏疏扔在地上，可转念一想，张养浩说的是实话，又没法反驳，最后不仅听了他的劝，还赏了他些东西。

可就是英宗这又怒又赏的态度，让张养浩心里打了个寒颤。他太清楚官场的凶险了，今天能赏你，明天说不定就会因为一句话治你的罪。至治元年六月，他找了个“父老需要赡养”的理由，突然辞了官，头也不回地回了大明湖旁的云庄。

这一归，就是九年。

回到云庄的张养浩，活成了真真正正的“隐士”。每天早上，他先去湖边散步，看荷花从荷叶里钻出来，听沙头的鸟叫；中午在书房里写散曲，笔锋里全是自在——“四围山，会波楼上倚阑干，大明湖铺翠描金间”，写的是会波楼的景色；“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道的是心里的舒坦。傍晚的时候，他就跟邻居下棋，喝两杯淡酒，说起京城里的事，只笑着摇头“那地方，我可不想再去了”。

英宗其实没忘了他。张养浩归里才四个月，元廷就派官来召他当礼部尚书，他摆着手说“我年纪大了，做不动官了”，硬是没去。后来英宗、拜住被人刺杀，元廷又先后七次来召，不管是让他当刑部尚书，还是当陕西行台御史中丞，他都婉言谢绝。

他不是不想做事，是看透了——朝堂还是那个朝堂，就算回去，也未必能帮到百姓，反而可能把自己搭进去。不如就在这云庄里，把满腹情思都洒在湖光山色里，安安稳稳过余生。

可天历二年正月，一封急信打破了云庄的平静——关中大旱，饿殍遍野，元廷再次召他，让他去当陕西行台中丞，主持赈灾。

那天，张养浩正在湖边看荷花，儿子把信递给他。他拆开信，越看脸色越沉，手都开始抖。信里写着“关中大旱，饥民相食”，这六个字像刀子一样扎在他心上。他想起堂邑那些饿肚子的百姓，想起《孟子》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心里的天平一下子就歪了。

那会儿他已经六十岁了，母亲也八十多了，家里人都劝他“爹，你年纪大了，关中那么远，路上又苦，别去了”。张养浩没说话，当天就把家里的钱财都拿了出来，分给了街坊里的穷苦人，又跟母亲磕了三个头，说“娘，儿子不孝，可关中百姓在等着我，我不能不去”。

第二天一早，他就带着几个随从，骑着马往关中赶。一路西行，景色越来越惨——地里的庄稼全枯了，像一堆堆干草；路边的树皮被剥光了，有的地方还能看到饿死的人，没人收尸，就那样躺在路边；偶尔碰到几个流民，个个面黄肌瘦，衣服破得遮不住身子，见了他就跪下来求“大人，给点吃的吧”。

张养浩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喘不过气。他让随从把带的干粮分给流民，碰到饿死的人，就找块地方把他们埋了，还对着坟头作揖；有个老百姓为了给母亲治病，要卖自己的孩子，张养浩见了，当场就掏出钱给了那家人，抱着孩子哭“苦了孩子，苦了百姓啊”。

到了陕西，他更是连家都没回，直接去了赈灾的地方。白天，他忙着给流民发粮食、设粥棚，有时候一天就吃一顿饭；晚上，他就对着天祈祷，希望能下一场雨，常常跪在地上，直到天亮。有人劝他“大人，您歇会儿吧，身体要紧”，他总说“百姓还在饿肚子，我怎么能歇？”

可谁也没想到，天历二年七月，张养浩竟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刚开始他还强撑着处理赈灾的事，后来连床都下不了，弥留之际，他还拉着随从的手说“一定要把粮食发到位，别让百姓再饿肚子”。

他去世的消息传出去，陕西的百姓哭成了一片，好多人自发地给他送葬，嘴里喊着“张大人，您别走啊”，就像失去了自己的父母一样。

张养浩这辈子，活得像颗孤星，在元季的浊世里，始终亮着“为民”的光。他有为民请命的胆魄，敢在皇帝面前说真话；他有济天下苍生的壮怀，六十岁还能为了赈灾奔波；他心里装着孟子说的“浩然正气”，不管是当官还是归隐，都没忘了百姓。

古人说“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意思是上天要让孔子来唤醒世人。这句话，用在张养浩身上，再合适不过。他用一生告诉我们，不管在什么时代，都该有人记得百姓的苦，都该有人为百姓做事——这，就是张养浩留给我们最珍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