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王培铸没哭，只是静静地给爹守灵。他算了算，从31岁到39岁，八年里，他守了三次孝，加起来快七年了。同科进士里，有人都当了知府，而他，连一天官都没做过。

后来，在祖母的安排下，他过继给了叔叔王士明。本以为换个家庭，能避开“丧事”，可命运偏要跟他作对——44岁，婶婶去世，他作为嗣子，得守孝；45岁，叔叔续弦娶了木氏；47岁，木氏又去世，接着守孝；50岁，叔叔王士明去世，守孝；52岁，孝期刚满，抚养他长大的祖母又走了。

前前后后，他一共守了八次孝。萧山王氏第七次修订的家谱里，用红笔圈出的八个黑块，像八个烙印，刻在他的人生里。刑部的《通政司条陈》里记着，道光中期，全国官员中，每一百个人里，只有三个人会连续遭遇亲人去世而守孝；而像他这样，八次守孝、累计二十四年的，太医院用疫病死亡率和宗法制度算过，十万人里都未必能有一个。

有一年，他去杭州办事，碰到了同科的进士李大人。李大人已经是浙江按察使了，见了他，拉着他的手叹气：“培铸兄，当年你殿试的文章，主考官都赞不绝口，说你是‘栋梁之才’，怎么就……”王培铸只是笑了笑，说：“命里注定，没什么好说的。”其实他心里清楚，不是命，是那该死的规矩——规矩说“继母如母”，他就得守；规矩说“嗣子如亲子”，他就得守；规矩说“丁忧不可违”，他就只能等。可这一等，就等白了头。

三、制度困局：他的“官运”，输在了“规矩大于人”

道光七年，王培铸为寿氏守孝时，礼部曾专门讨论过他的情况。当时的礼部尚书是个老学究，捧着《仪礼》翻了半天，说：“《仪礼·丧服》篇明说，‘继母之丧，与亲母同’，王培铸身为子，当守孝二十七个月，无可辩驳。”

有个年轻的主事不服，说：“可他刚守完亲母，又守继母，再这么下去，一辈子都别想当官了！朝廷设科举，是为了选人才，不是为了困死人才啊！”

老尚书捋着白胡子，叹了口气：“规矩就是规矩，若开了先例，以后人人都找理由不守孝，那‘孝道’何在？朝廷的体统何在？”最后，礼部的批复只有四个字：“按律办理。”

王培铸后来听说了这件事，没生气，只是觉得无奈。他不是不懂孝道，只是觉得，这规矩太“冷”了——它只讲“该怎么做”，却不管“人能不能承受”。浙江巡抚衙门保存的道光二十七年官员请假报告里写着，当时全省等待上任的知县中，六成都是丁忧复官的；可像他这样，二十四年里始终在“丁忧—待任—再丁忧”里打转的，独此一人。

有人给他算过一笔账：按清朝官员的晋升速度，二甲进士起步是七品，三年一升，31岁中进士，55岁时本该升到知府，正四品，管辖一府之地；可他呢？从31岁到55岁，二十四年里，只在中进士那天，穿了一天五品官服，算下来，他的“官龄”只有一天。

有一次，他去宗祠祭拜，看着那八口棺材，突然觉得好笑。他这辈子，好像就跟“守”字杠上了：守灵、守孝、守规矩，可最后，什么都没守住——没守住娘的养育之恩（没能在娘生前尽孝），没守住爹的期望（没能当官光宗耀祖），更没守住自己的理想（年轻时想“致君尧舜上”，最后连君都没见过）。

那天晚上，他在宗祠里坐了一夜，看着油灯从亮到灭，最后对着灵牌说：“娘，儿子不想当官了。”

四、转身成首富：从“霉进士”到“王大善人”的逆袭

放弃当官的念头后，王培铸开始琢磨别的出路。绍兴城隍庙旁边有个回生堂药店，掌柜的是他的老熟人。有一次，掌柜的跟他抱怨：“现在棉纱紧俏，松江的织户缺棉，北方的商人又缺纱，可没人愿意牵头做这生意，怕担风险。”

王培铸听了，心里一动。他想起绍兴的运河，想起上海刚开的港口，想起余姚的棉田——余姚产棉，松江善织，上海通海运，北方缺纱，这不就是一条现成的贸易路线吗？

他先去余姚，跟棉农订了长期合同，按市价收购棉花，还预付定金，让棉农放心种；再去松江，找织户合作，提供棉花，收纱线，给织户付工钱；最后通过上海的港口，把纱线运到北方，卖给那里的布商。道光二十九年春天，“王氏棉纱店”的红章，第一次出现在松江织户的赊账本上。

刚开始，生意并不好做。北方的布商不信任他，怕他的纱线质量不好；松江的织户也怕他拖欠工钱。王培铸就亲自去北方，带着纱线样品，一家家布商去谈，承诺“质量不好，分文不取”；在松江，他每个月准时给织户发工钱，哪怕自己周转不开，也绝不拖欠。

咸丰元年，北方闹棉荒，棉花减产，纱线价格暴涨。王培铸的“三地生意”派上了用场——余姚的棉田丰收，松江的织户加班织布，上海的船只源源不断地把纱线运到北方。这一年，他的钱庄存款超过了十万两银子，成了绍兴城里有名的“王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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