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张，每日三餐按时送去，还让账房先生教她们说中国话，认中国字。玛莉亚她们也懂事，不四处乱逛，就在西跨院里做些针线活，有时候还帮着厨娘择菜，倒也相安无事。

可纸终究包不住火。没过几天，县衙就派人来了，说是听说乔家藏了洋人，要上门查验。乔致庸亲自在大门口等着，把来人请到客厅，泡上最好的碧螺春，慢悠悠地说：“王县丞，我乔家做的是本分生意，从不惹是生非。那些女眷，是我远房亲戚，从关外过来的，长相有点特别，可不是什么洋人。您要是不信，我让她们出来给您请安？”

王县丞哪敢真让她们出来，乔家的面子不能不给。他呷着茶，打哈哈说：“大先生说笑了，我就是来问问。既然是您的亲戚，那肯定没问题。只是……外面风言风语多，您多担待。”

“多谢王县丞体谅。”乔致庸让乔忠包了两匹绸缎，“一点小意思，给县太爷和您添件衣裳。”

王县丞揣着绸缎，乐呵呵地走了。乔忠在一旁抹冷汗：“大先生，这要是被捅到省里，可就麻烦了。”

乔致庸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麻烦？人心都是肉长的。她们没招谁没惹谁，凭啥就得死？咱乔家富了几辈子，图啥？不就图个心安吗？”

就这么着，七个修女在乔家大院藏了三个多月。直到冬天来临，外面的风声渐渐平息，乔致庸才让人找了辆马车，换上普通百姓的衣裳，给她们备足了干粮和盘缠，悄悄送她们去了天津卫的意大利领事馆。

玛莉亚临走时，拉着乔致庸的手，眼泪汪汪的，从怀里掏出个十字架，非要塞给他。乔致庸摆了摆手：“我信道，不信这个。你们平安到家，就行。”

玛莉亚想了想，从包袱里拿出块绣着意大利国徽的丝绸，双手捧着递给他：“这是……我们国家的……标志……乔先生，您收下……将来……有用……”

乔致庸看她一脸真诚，就收下了，让乔忠找个匣子装起来，搁在书房的角落里，没再当回事。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乔致庸年纪越来越大，把家业交给了儿子乔景仪打理。他每天在院子里种种花，看看账本，偶尔跟来访的老友下盘棋，那段收留修女的往事，渐渐被人淡忘了。

直到五年后的一天，院子里突然来了几个穿着洋装的人，还跟着省里的官员。领头的是个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说是意大利驻华公使，特意来拜访乔致庸。

乔致庸那会儿已经八十多了，耳朵有点背，听说是意大利来的客人，愣了半天，才想起西跨院那七个修女。

公使握着乔致庸的手，叽里呱啦说了一大通，旁边的翻译赶紧解释：“公使先生说，玛莉亚修女回到意大利后，把您救助她们的事告诉了国王。国王非常感动，说您是意大利的朋友。特意让公使先生来道谢，还送来了一面意大利国旗，还有一枚勋章。”

说着，两个洋人展开一面红、白、绿三色的旗子，旗子中间还有个盾形的徽章。公使亲自把旗子递到乔致庸手里，又把一枚金灿灿的勋章别在他的衣襟上。

乔致庸看着那面花花绿绿的旗子，有点懵。他活了一辈子，见过大清的龙旗，见过商号的幌子，就是没见过这洋旗子。他摆了摆手，让乔忠把旗子收起来，笑着对公使说：“举手之劳，不足挂齿。都是些可怜人，换了谁都会帮一把。”

公使临走时，又特意嘱咐：“乔先生，这面国旗您一定要收好。将来若是遇到难处，只要挂起这面旗子，意大利的朋友都会帮忙。”

乔致庸没把这话放在心上。他觉得这辈子跟洋人打交道的机会不多了，这面旗子，大概也就当个稀罕物，给孩子们看看新鲜。

可谁也没想到，这面被束之高阁的外国旗子，三十多年后，真成了乔家大院的救命符。

那是民国二十六年，日本人的铁蹄踏进了山西。平遥、太谷的那些大宅院，要么被日军占了，要么被抢了，烧了。祁县也没能幸免，城里的商铺被砸得稀巴烂，不少大户人家的院子成了一片焦土。

日军快打到乔家堡的时候，乔家上下慌作一团。男人们想拿起家伙跟鬼子拼了，女人们抱着孩子哭，管家乔映奎（乔忠的孙子）急得满嘴起泡。他想起爷爷生前说过，老祖宗书房里有个匣子，装着一面外国旗子，说是意大利公使送的。

“那旗子……能管用？”有人嘀咕，“日本人跟意大利不是一伙的吗？（注：当时意大利与日本同为轴心国）”

“死马当活马医吧！”乔映奎咬了咬牙，让人把匣子找出来。打开一看，那面红、白、绿三色的旗子还好好的，只是有点褪色。他让人找了根长竹竿，把旗子挑起来，竖在乔家大院最高的角楼上。

第二天，日军的骑兵果然进了乔家堡。马蹄声“嗒嗒”响，踏得黄土飞扬。村民们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出声。日军到了乔家大院门口，正要往里冲，突然看到角楼上飘着的旗子。

领头的军官勒住马，眯着眼看了半天，又跟旁边的翻译嘀咕了几句。翻译跑过来，对着门里喊：“里面的人听着！你们跟意大利人有关系？”

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