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熙熙攘攘的商路不仅承载着商人们对财富的憧憬，也潜藏着无限的危机。

在营地岁月静好的同时，向西探路的同袍们也经历了很多的生死考验。在这其中，李四丁、许楚、马骏、王堡堡、无弋依耐等带着以探路直通大秦为目的、顺便为崔云坤和陈随的两支商队保驾来回康居卑阗城的这一路人马就遭遇了我们营地在疏勒安顿下来后最严峻的考验。

李四丁为首的这一路探路队伍配置非常强，除了他从代郡带出来的一百“陷阵营”车骑和营地在陇西开拔前就开始训练的三百材官卒。我还特地给他配备了无弋依耐率领的一百羌骑和王堡堡率领的一百神射手，试图将“武刚战车”战阵的威力发挥到极致。

崔云坤和陈随商队的规模都很小，主要货殖也都是易于运输的丝绸，只需要分出十辆战车或五十匹马专门负责押运即可。但是以“武刚战车”为主力的保镖队伍完美掉进了葱岭山麓的坑，因为车身宽大，在经行很多险要路段时，“武刚战车”都要被拆卸靠人力搬抬才能通过。

全队从疏勒出发后很快来到剑未谷（盖孜河谷）。继续往西，全队以赤河河谷为地标行进，途经耶谷什山口（伊尔克什坦山谷）和“恶来东谷”（阿赖山东谷口），在这个过程中武刚战车经历了三次拆卸。这一路的行军非常消耗精力，如非配备了足量耐受高原气候的河曲马和大量的精壮劳力，这一路的通过性将无法保障。

除了地形险阻，这段葱岭行军气候的影响也非常要命。之前李四丁、蒯韬带队去番兜城时走的是葱岭南侧莎车、无雷一线的葱岭南道高原地区，那段路其实较疏勒至捐毒、休循的路途更加险峻，但是那段路海拔更高，蛇虫鼠蚁的干扰小，高山冰川的水源补给点也很多。而且当时只有二十辆“武刚战车”随行，拆解、搬运压力要小很多。而那次从安息返回走到休循时已经是冬天，虽然行军险阻更大但已无蛇虫鼠蚁的干扰，也有积雪可作为水源的补给。

而在这次元鼎三年四月出发的保镖探路行动中，蛇虫鼠蚁和水源补给成为了地形之外对商队的两大威胁。

虽然我们在行军时也备了相对足量的雄黄、硫磺和药草，但有“葱岭蛇王”之称的“断腰蝮”还是夺取了五位材官、两位商队伙计和三匹马的性命。

除了“断腰蝮”，石蝎、毒蜂（黑腹胡蜂）和毒蛛也在行军中致多人受伤，其中一位羌骑被蛰伤后引发高原休克，如非随军医者救治及时性命堪忧；马场苑因贪食蜂蜜被胡蜂蛰伤，据说当时大饼脸发面一样的肿成了包子脸；一位材官卒露营时被藏于石缝中的“黑蝃蝥蛛”蛰伤，因缺少医治的特效草药殒命。

除了毒虫，因为不熟悉葱岭深处的生态，毒草也给行军带来极大威胁。

有商队伙计误将西域堇草当作野菜误食，造成崔云坤商队十余人中毒，虽经军医及时催吐救治，最早服食且食用量最大的那位伙计还是殒命当场。

漫山遍野的棘藜草也对行军造成极大威胁，人马被棘藜草的倒刺刺伤后会有微毒毒液进入人畜体内，令皮肤溃烂，扎入有旧伤口的皮肤更是会引发严重感染。

给商队带来最大麻烦的毒草还是“醉马草”，上百匹马匹误食“醉马草”后出现狂躁、抽搐症状，幸有熟悉马匹习性和善于马匹医治的马场苑随行，以对症药物及时救治，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在有大量马匹误食“醉马草”之后马场苑就带着十几位羌骑成为了开路先锋，主要是为了提前拔除路边的“醉马草”。不过也正是因此，马场苑去捅胡蜂窝被蛰成了包子脸。

另外，葱岭中还有大量疟蚊，被疟蚊叮咬后大概率会引发“瘴虐”。虽然行军过程中我们非常注意用雄黄酒涂抹裸露皮肤和熏艾，还是有大约八十多人因被疟蚊叮咬引发“瘴虐”。根据后来军医的叙述，引发“瘴虐”后南山羌人抵抗力最强；其次是休屠匈奴人和小月氏人；再次是营地汉军出身者；商队诸人抵抗力最弱，十人感染三人病逝。加上王堡堡手下的一位弓箭手和一位材官卒因“瘴虐”病故，“瘴虐”又让商队减员五人。

在付出惨痛代价抵达衍敦谷后，商队进行了充分补给，并在衍敦谷雇佣熟悉地形的捐毒精壮向导四人。

但是向导也没能估计到如此大规模的商队水源补给困难。队伍人数众多（六百多人的队伍远高于一般不超过三百人规模的商队），从捐毒衍敦谷到休循鸟飞谷后半程翻越鸟飞岭的一段没有了“恶来水”（赤河上游）的水源补给，而且因为追求速度我们配备的全是马匹而非骆驼，抵达休循鸟飞谷时有二十六匹珍贵的河曲马因缺水死亡。

另外，虽然有向导带路并补给了当地的草药，蛇虫鼠蚁对商队的影响依旧存在，又有一名弓箭手、一名羌骑、一名商队伙计因被“断腰蝮”咬伤丧命。

至此，队伍行程约二十天在四月底抵达鸟飞谷。在这一路上，我们累计损失了十位同袍，商队也损失了七人。另外，因为中毒、缺水和翻越险要地形时失足，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