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清晨，记朝治下湖北区南桂城。

春日的阳光依旧准时越过东边城墙，洒在这座经历了半个月“魔音骚扰”的城池上。气温十摄氏度，湿度百分之四十六，微风轻拂。从气象上说，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春日清晨——不冷不热，不干不湿。

但从气氛上说，南桂城已经变了。

那该死的歌声，还在继续。

打死运费业，打死运费业……”

一百二十六分贝的巨响，从地下四面八方传来，已经持续了整整三天三夜。没有一刻停歇，没有一秒间断。那闷闷的、穿透力极强的声音，像无数只看不见的手，从地底伸出来，死死掐住每个人的耳膜。

街道上，行人明显少了。不是因为天气冷——十摄氏度根本不算冷——是因为那声音太吵了。人们宁愿躲在家里，用棉被捂住头，也不愿在外面被那魔音折磨。

卖早点的铺子还开着，但生意冷清。老板站在门口，有气无力地吆喝着，声音完全被那巨大的歌声淹没。偶尔有几个顾客，也是匆匆买了就走，不愿多待一刻。

挑水的夫役挑着扁担，木桶里的水随着步伐摇晃，但他们的脚步明显比往常快。不是赶时间，是想早点干完活，早点回家躲着。

扫街的民夫挥着竹帚，但扫几下就要停下来，揉揉耳朵，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

城中的树木依然披着嫩绿的新装，老槐树的芽苞已经舒展开来，柳树的枝条更加柔软。但没有人欣赏这些春色。鸟儿也少了——它们受不了这持续不断的巨响，纷纷飞往城外。

百姓们不再悠闲地晒太阳、聊家常。他们缩在家里，用各种方法隔绝声音——棉被、棉花、布条、甚至用水灌进耳朵。但都没用。那声音从地下传来，穿透一切。

这就是南桂城的现状。

一首歌，毁了一座城。

有趣的是，并不是所有人一开始都讨厌这首歌。

起初，当那巨大的歌声第一次响起时，有不少人其实是高兴的。

那些本来就喜欢《打死云》这首歌的人，听到这巨响版本，简直乐疯了。

“纱布的老，老爸爸，老爸，老爸……”有人在自家院子里跟着唱，摇头晃脑，好不快活。

“打打打打，打死运费业！”有人在街上高声应和，引来一片笑声。

他们不用再躲着家人偷偷听了——这声音这么大，全城都能听到，想躲也躲不掉。他们光明正大地听，光明正大地唱，光明正大地享受着这首“神曲”。

更重要的是，这首歌让那个高高在上的三公子吃了瘪。

运费业是谁？大将军运费雨的儿子，从小锦衣玉食、要啥有啥。这种人，平时走在街上都是鼻孔朝天，哪会在乎普通百姓的感受？

可现在呢？他被这首歌折磨得死去活来。据说每天躲在太医馆里，用被子蒙着头，像只缩头乌龟。

想到这里，那些人就忍不住笑出声来。

“哈哈哈！让那个三公子狂！这下知道厉害了吧！”

“活该！谁让他平时那么嚣张！”

“唱！继续唱！唱到他崩溃为止！”

他们唱得更欢了。

但这种狂欢，并没有持续太久。

三月二十九日上午，气温升到十九摄氏度。阳光暖洋洋的，正是干活的好天气。

那些爱听歌的人，该干活了。

农夫要下地，小贩要摆摊，工匠要做工，挑夫要挑担。各行各业的人，都得开始一天的劳作。

然后，问题来了。

“老纱布，老爸爸，老爸，老爸……”那声音还在响。

他们开始干活，但那声音像魔咒一样，在耳边挥之不去。他们想专心干活，但根本集中不了精力。那“打打打打”的节奏，那“打死运费业”的歌词，一遍又一遍地钻进脑子，干扰着每一个动作。

农夫锄地，锄着锄着就忘了该锄哪儿，愣愣地站在原地，听着那歌声发呆。

小贩卖东西，顾客问价，他张口就来：“打死运费业，三文一斤……”顾客愣住，他自己也愣住。

工匠做活，一锤子下去，不是砸在钉子上，是砸在自己手指上。疼得直跳脚，耳边还是那“打打打打”的声音。

挑夫挑担，走着走着就走错了方向，迷迷糊糊地绕了一大圈，才猛然惊醒。

一个上午下来，所有人都发现，自己的活儿干得一塌糊涂。

该锄的地只锄了一半，该卖的东西只卖了几件，该做的活只做了一点点，该挑的担子还在原地。

整个南桂城的劳动力，全面下降。

三月三十日，情况更糟。

那些原本爱听歌的人，开始讨厌这首歌了。

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心疼三公子，是因为他们受够了。

“怎么还在唱啊？”有人抱怨。

“三天三夜了，不累吗？”有人揉着耳朵。

“我昨晚一夜没睡着，今天干活完全没精神。”有人打着哈欠。

“我家的地三天没锄了，草都长出来了。”有人愁眉苦脸。

“我三天没做生意了，再这样下去要喝西北风了。”有人叹气。

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