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您这寿数增加智慧也更高深了，佩服。”

“大孙子，别跟我来这一套，言不由衷的话咱爷俩容易崩唠了。听说保卫局改七人席，目前看三五年都不会有变动。”

“谁说得准呢？最近孔局长一个月去两次京城总局汇报工作，女警大队是他得意之作，也是他调回总局的敲门砖。”

万良启点上烟，火柴盒扔桌上，“他没戏，我找老战友问了，现在开会研究机构改革的事儿。”

“咱们国家，54年国院下设35个部委，56年学苏制，扩张到81个。70年，部委减少到32个。上面的意思部委里面部门太多，职能相近管理权力交叉，也存在终身制的弊端，肯定是要变动的。”

万善清楚改开后机构变革的事儿，强调政企分开和简政放权的原则。同时，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重新组建了经济委员会等重要部门。

“您的意思，上面没讨论出方案，一切按部就班，轻易不会调动。”

“厅局级以上没有大变化，稳定压倒一切。”

“那孔局长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万良启瞥了他一眼，“你没什么想法？”

“没有，就算五年原地不动，到那时我才30岁，而立之年当上副厅级，也算年轻有为。”

万良启被万善无耻的样子气笑了，“你以为晋升靠熬岁数呢？到年头就能上？做梦。”

“那我就辞职下海经商，做华夏商业的巨鳄，打下一个大大的商业帝国，我要从北走到南，走遍万水和千山，金桥玉路跨两岸，助力祖国收湾湾。”

“大孙子，别满嘴胡说八道，你挣再多的钱也只是个商人，你怎么理解重农抑商？”

“突然问这么高深的问题，那我简单谈谈。春秋到秦汉，发展农业抑制工商业是国策，西汉的《盐铁论》讨论民生、专营和治利的问题。北宋范仲淹主张优先缩减财政支出，待国库充裕后先减免农业赋役，再放宽商业限制。”

“晁错在《论贵粟疏》中将农业定位为天下之大业，这里的重农是指农业生产，非特指农民，同样，商指工商业发展而非商人。封建王朝的农耕文明有其局限性，科举诞生精英，出身农户却脱离群众，维护自身的利益导致价格扭曲、王权管制和税制僵化。”

“封建统治阶级的政策惯性导致了制度僵化，农业税远低于商业税，商人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入土地市场，形成以末致财，以本守之的现象。这导致官商勾结、土地兼并日益严重。”

“至于其他经济结构单一和科技创新阻力不谈，核心是文明程度和国家制度的阶层固化，才会出现一人进士全家吃肉的局面。现在到工业文明第二代了，我理解的重农抑商和以往不同。”

万良启放下茶杯，饶有兴趣地问：“有什么不同？说来我听听。”

“重农抑商的逻辑起点，是古代农业社会的生存刚需与统治刚需，粮食是维持人口、军队、官僚体系运转的核心资源。不重视农业，轻则引发流民，重则导致起义覆灭王朝。”

“君王重视农业是为了统治，不是怜惜农民，土地无法迁移，代表着农民世世代代种地交税，征兵服役。抑商无须多言，防止商人冲击统治秩序。”

“大孙，直奔主题吧，绕来绕去的。”

“农业才是国之本，我们小麦、水稻、玉米专家就是为了让华夏人真正吃饱饭，从古到今底层百姓没吃饱过，这句话您认同不？”

万良启点点头，“没错，前些年组织老干部下基层调研，很多农民兄弟交了公粮后家里余粮不足，用细粮换粗粮才够一年的口粮。”

“华夏几千年文明没有断绝，地球漫长岁月里唯一活着的的古文明，证明过去重农抑商只是生产力水平不足，国家是封建剥削制度，但不能全盘否定，不然的话社会制度早已是重商抑农。无论那些专家怎么论证，胜者才有活下来的资格，农民存在几千年必然有它正确的自然规律和社会学选择。”

“古代抑商提出时，证明商人已经形成庞大的团体，到最后，商人阶层动摇封建统治的根基时，君王会毫不留情出手。人类的社会实验永远在试错，实践证明重农是国家底气和根本。”

“职业优势上看，商人比农民强，否则不用国家出手，农业会吞掉商业。一直到唐朝，商业掌握在帝王、门阀和权臣手中，元代搞起四等人，色目人的商业群体进入管理阶层，他们信奉利益至上，倒逼农民流离失所，明朝变质的东林党则是商业和王权在进行博弈。”

“现代发展经济不是扶持商人团体，要有秩序的发展，不能随意放开且不加以限制。否则他们会收买扶持官员，从而影响政策制定、掠夺民间财富后逃税、联合外部势力搞思想侵略。”

万良启神色凝重，“是不是有些危言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