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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园很快恢复了原有的寂静，只剩下家族核心成员以及像赵天宇这样的极少数客人。

戴维在原地又站立了片刻，目光深深凝望着那方新覆上泥土、尚未立碑的墓穴，然后才转过身，对赵天宇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两人并肩，沉默地沿着来路返回庄园主楼。

回到那座巨大的、此刻更显空旷的庄园建筑内，气氛发生了微妙而迅速的变化。

葬礼带来的凝滞感仿佛随着仪式的结束而开始消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克制的、但明确无误的“事务性”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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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中那些身居要职、分别掌管着不同地域或领域业务的成员们——他们大多气质沉稳，衣着低调而昂贵，脸上带着常年处于决策层特有的、波澜不惊的神情——陆续来到戴维面前。

他们的告别简短而高效，几乎可以称之为“汇报”式的辞行。

“戴维，伦敦那边还有几项合并案需要最终敲定，我下午的航班。”

“北美分部的季度报告已经放在您书房，如有批示，请随时通知。”

“亚太市场的波动需要密切关注，我需立刻返回香港。”

他们微微欠身，语气恭敬，措辞精准，然后便转身离去，脚步稳健，目标明确。

赵天宇在一旁冷静地观察着，他试图从这些人的脸上、眼神中捕捉到一丝对刚刚下葬的前任家主的伤感或缅怀，但他看到的，只有一种近乎专业的专注和急于返回各自“战场”的迫切。

哀悼的时间已被精确地限定在葬礼举行的这几个小时之内，如今时限已过，生活——或者说，维持这个庞大金融帝国运转的永不停歇的商业生活——必须立刻继续。

情感在这里是奢侈品，更是潜在的干扰项。这一幕，无疑是对戴维昨日那番关于“利益至上”言论最直观、也最冰冷的注解。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如此。

在人群逐渐散去的走廊或厅堂角落，赵天宇也看到了另一番景象。

埃蒙德的几个子女——他们的年龄跨度不小，有的已近中年，有的则更年轻些——聚在一起，或相互依靠低声啜泣，或独自望着窗外垂泪，或红着眼眶沉默不语。

丧父之痛清晰地写在他们脸上，那是属于血缘和亲情的最真实的裂痕，是任何家族权位或商业逻辑都无法抹去或替代的私人悲恸。

而在所有这些流露悲伤的人中，最让赵天宇印象深刻的，依然是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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