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兴五年，春至夏。 燕京皇宫颁布的“十年国策”并非一纸空文，而是如同投入帝国庞大身躯的催化剂，开始引发一系列深刻而复杂的连锁反应。改革触及帝国的方方面面，也必然触及无数人的利益与观念，波澜壮阔，亦暗流汹涌。

内政：变法维艰，利益博弈

户部尚书蒋敬主持的“一条鞭新法”甫一在河北、山东、南直隶（原江南核心区）试行，便激起了轩然大波。清丈田亩，触动最大的是那些兼并了大量土地却利用特权规避赋役的豪强士绅、前朝遗留的勋贵、乃至部分在早期投效有功、已获赐大量田庄的军中将领。

“简直是竭泽而渔！与民争利！” 原南宋故地，一些自诩清流的致仕官员和大地主暗中串联，上书或散布流言，攻击新法是“暴秦之政”，指责蒋敬是“聚敛之臣”，更有甚者，暗中怂恿佃户以“新法苛刻，活不下去”为由，小规模抗租抗税，制造事端。

“蒋尚书，这是弹劾你的奏章，已有十七份。” 丞相乔道清将一叠文书放在蒋敬案头，语气平静中带着一丝凝重，“多是攻讦你‘扰乱祖宗成法’、‘苛待士绅’、‘意图盘剥百姓’。”

蒋敬面色不变，放下手中的算盘和税册，冷笑道：“祖宗成法？是让他们兼并土地、偷逃国课的成法吧？下官在核算，仅南直隶松江一府，初步清丈出的隐匿田亩，就比旧册多了三成！这些‘粮’哪里去了？还不是进了他们的私囊！国库空虚，边饷何出？陛下大业何以为继？”

“道理如此，然阻力巨大。”乔道清叹道，“这些人盘根错节，在地方影响力不容小觑。陛下虽支持，然若激起大变，恐伤国本。”

“陛下已有明断。”蒋敬从怀中取出一份密旨抄件，上面有乔浩然的朱批：“新法之行，譬如利刃割痈。痛则痛矣，不割则溃。凡有阻挠新法、煽动民变、攻讦大臣者，无论何人，着有司严查，证据确凿，即以‘抗旨’、‘乱政’论处！朕赐蒋敬、李光（刑部尚书）先斩后奏之权，以儆效尤！”

有了皇帝的尚方宝剑，蒋敬与刑部尚书李光、都察院紧密配合。他们并非一味蛮干，而是选择了几户民愤极大、证据确凿的豪强作为典型，由李光亲自督办，查实其历年偷漏赋税、欺压乡里、甚至与海盗暗通的罪行，然后雷厉风行地抄家、主犯斩首、田产充公！所抄没的田产，部分收归官田，部分则分给原佃户或无地贫民，并宣布依新法纳粮，赋额公开透明。

同时，朝廷在各地张贴告示，详细解释新法“简化税种、折银征收、官募徭役”对普通自耕农和小民的益处，并派干吏下乡宣讲。多数普通百姓在得知新法可能减轻他们的实际负担（特别是避免了里甲长的层层盘剥和随时可能降临的无偿徭役）后，抵触情绪大减。

几颗人头落地，加上切实的宣传，反对新法的声浪虽然仍在暗处涌动，但明面上的阻力被强行压制了下去。清丈田亩和赋役折银的改革，在血与法的护航下，艰难地向前推进。帝国的财政根基，开始被一丝丝夯实。

吏治与人才：新风与旧习的碰撞

吏部尚书范文程的压力同样不小。“实务选士”虽然打开了寒门和实干之士的上升通道，但触动了传统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根本路径。虽然“经筵辩论”和“武兴肃风”压制了公开的反对，但“重利轻义”、“不尊圣贤”的讥讽在士林私议中从未断绝。

更实际的问题是，新设立的“明算”、“格物”、“医学”等特科，应试者远不如传统的“财计”、“刑名”科踊跃。社会观念转变非一日之功，在许多士子和家庭看来，钻研算学、工匠之术乃至医术，仍是“奇技淫巧”，非正途出身。

对此，范文程在乔浩然支持下，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加“树立榜样”的策略。

一方面，大幅提高通过“明算”、“格物”等科者的任官起点和升迁速度，其俸禄、赏赐也优于同品级文官。皇帝乔浩然甚至数次在公开场合，称赞工部尚书凌振、格物院正沈括等人是“国之柱石，功在千秋”，并厚赏有发明创造的工匠。

另一方面，翰林院和国子监加紧编纂《实学兴国策》、《先贤格物论》等书籍，从古籍中挖掘墨子、张衡、祖冲之、郭守敬等重视实践与技术的先贤事迹，论证“格物致知”亦是圣人之道的一部分，试图从意识形态上为实学“正名”。

最大的“榜样”来自军队。乔浩然大肆封赏在北伐通古斯战役中研制出新式装备、改良行军工具的工部匠师，甚至授予其中佼佼者“云骑尉”等勋爵，允许其子弟入学、入仕。当人们看到，一个原本地位低下的工匠，因改进弩机设计而得以封爵，其子可入县学，其家族摆脱匠籍，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渐渐地，一些家境贫寒、科举无望的读书人，开始将目光投向这些“杂科”。

武备：铸剑与磨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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