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一月六日至一月十二日，追击战全面展开。

中国军队各部乘胜追击，将日军彻底赶过新墙河，恢复战前态势。81军作为装备最精良、机动性最强的部队，承担了最艰巨的追击任务。

追击战中，81军的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

汽车化运输使部队能够快速机动，往往超前部署在日军退路关键节点；迫击炮、掷弹筒等轻型火炮在追击战中发挥巨大作用，专门打击日军后卫部队；狙击手则如幽灵般尾随，专打军官、通信兵和机枪手。

一月八日，泪水河畔的惨状传开后，日军残部的士气彻底崩溃。许多士兵扔掉武器，化装成百姓试图逃脱，但被当地民众识破举报。湘北民众饱受日军蹂躏，仇恨极深，自发组织起来搜捕散兵。

一月十日，81军前锋抵达新墙河北岸，与日军后卫部队发生最后激战。此时日军已无心恋战，稍作抵抗即全线后撤。中国军队用炮火“送行”，直到日军完全消失在望远镜视野之外。

一月十二日，薛岳下令停止追击。第三次长沙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完全胜利告终。

一月十五日，第九战区司令部发布战报：“第三次长沙会战，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五日，历时二十三昼夜。我军毙伤日军约七万二千人（原历史为五万六千人），俘获官兵一千四百余人，缴获火炮五十六门、枪支七千余支、车辆四百余辆、战马一千二百匹及其他军械物资无数。我军伤亡约二万三千人（原历史为二万八千人）。”

薛岳在呈送军事委员会的报告中特别提到：“此次大捷，17集团军81军居功至伟。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尤以炮兵运用、阵地构筑、机动防御见长。长沙城郊三天防御，毙伤敌逾万；春华山奔袭阻敌，锁死日军退路；追击战中机动迅速，战果丰硕。该军伤亡约四千人，以较小代价取得巨大战果，实为此次战役关键之一。”

报告中，他还总结了几个关键军事原则：

战报传出，举国欢腾。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盟军在各条战线接连失利，长沙大捷如同一道曙光，照亮了阴霾的天空。

国际社会反响强烈。英国《泰晤士报》评论：“在珍珠港阴影笼罩太平洋之际，中国军队在长沙的胜利犹如一道曙光。此役证明，日军并非不可战胜，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为盟军赢得了宝贵时间。”

《纽约时报》写道：“中国军队不仅防守成功，更展现出进攻能力，其战术水平与装备水平令人刮目相看。薛岳将军的天炉战法，以及81军这支神秘部队的表现，将成为军事院校研究的经典案例。”

苏联《真理报》也罕见地报道了此战：“中国同志在艰苦条件下取得的辉煌胜利，鼓舞了所有反法西斯人民。这再次证明，中国人民有着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而在东京，大本营的会议室内一片死寂。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惨败，加上太平洋战场的挫折，让日本军部高层陷入深刻危机。冢田攻被召回述职，虽然未受严惩，但从此失去了一线指挥权。

中国战场已见好转，华北地区之前发动的百团大战成果远超原本历史，因为之前周青云支援了陕北大批物资、武器、轻武器生产设备，华北地区的游击战一片欣欣向荣；

而南方的“新铁军”之前南京保卫战，在周青云支援下得到大批武器、物资、兵员；鄂西南行政督查区，是四省边地和革命组织共管，鄂西南名义上属于四省边地，但其全部内政、基层组织、部分军队是革命组织管理，这几年支援了南方革命组织的游击队大批物资、武器、兵员，同时东侧的几个地区公安、石首等地也成为南方革命组织、游击队的大后方，这几年南方“新铁军”领导的游击队、根据地发展也是勃勃生机；

加上周青云带来的连锁反应，这几年中国南方几次会战都已胜利告终，日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进入休整，彻底把精力放到“南进”战争上。

1942年1月是二战从“轴心国疯狂扩张”向“同盟国凝聚力量、酝酿转折”过渡的关键月份。此时轴心国虽仍在部分战场保持进攻姿态，但前期“闪电战”的锐气已明显受挫，扩张势头逐渐触顶；而同盟国在经历了1941年的溃败后，开始摆脱“各自为战”的困境，逐步形成协同抗敌的格局，整体战局呈现出“轴心国攻势放缓、同盟国防线渐稳”的特征。

苏德战争迎来关键转折，德军从攻势转向战略收缩 1941年6月德国发动“巴巴罗萨计划”后，曾凭借“闪电战”快速推进至莫斯科外围，但1941年底至1942年初的极寒天气（最低温达零下40c）与苏联红军的顽强反击，彻底打破了德军的进攻节奏。1942年1月，苏联红军的“莫斯科反攻”正持续推进——自1941年12月发起反攻以来，红军已将德军从莫斯科近郊向西击退100-250公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