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侍的身影消失在殿门外，朱雄英的目光从窗外收回，重新落回书案上。

案头奏本、文书，早已按照轻重缓急，分门别类，叠放得整整齐齐。

最上层，是一份青灰色的簿册，封皮上以小楷端正写着“舆情司密呈”字样，墨迹尚新。

他伸手取过，指尖触及那细密的纸张纹理。

这是自那道宣告“彻底扫灭北元、传国玉玺重光”的特刊发出后，舆情司汇集的第一批详细反馈。

一份报纸，如同一石入水，激起的涟漪能扩散多远，形状如何，深浅几许，皆在其间。

他翻开簿册，目光沉静。

第一部分，是朝堂。

文武百官的正式贺表、谢恩折子，早已雪片般飞入通政司，堆满了皇爷爷和父王的案头。

那些是台面上的，冠冕堂皇，辞藻华丽，充满对煌煌武功、天命所归的称颂，是规矩，亦是态度。

而舆情司记录的，是水面之下的潜流，是散朝之后、私邸之内、同年故旧小聚时的“真心话”。

“武功之盛，亘古未有！陛下神武，太子仁明，太孙英睿，实乃三代雄主，天佑大明！”——

这是绝大多数武将勋贵、以及与东宫关系密切或在北伐中获益的文臣的普遍心声，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认为国朝武功至此，已臻顶峰，与有荣焉。

“犁庭扫穴，固是可喜。然《大明日报》行文，于‘天命’二字着墨是否过重？武功归武功，天命归天命，似有刻意牵合之嫌。长此以往，恐非以直道示天下。”——

这是部分翰林清流、科道言官的私下议论。

他们认可胜利，却对舆论引导中强烈的“天命”叙事保持警惕，认为有“以势压理”、“借天威以固权位”的苗头，与儒家“敬天保民”、“民为重”的理念略有出入，担心会助长皇家威权，挤压士人“以道事君”的空间。

“北元虽灭，残部犹存。遑论西域、漠北，乃至更西之地，夷狄环伺。此番大捷，固可振奋人心，然《大明日报》评论，言及‘天下归心’、‘四夷宾服’，是否过于乐观？若边陲再有烽烟，恐损朝廷威信。”——

此论出自几位久历边事、性格持重的老成督抚或致仕将领。

他们欣喜于胜利，却也忧心舆论的过度渲染，会滋生朝野上下的盲目乐观与松懈，提醒居安思危。

“玉玺重光，自是吉兆。然神器归位，更在修德。望朝廷借此良机，广开言路，省刑薄敛，施惠于民，方不负天心眷顾。”——

少数以“诤臣”自居、或真正心系民生的官员，借“天命”之题，委婉发出劝谏，希望朝廷能将胜利带来的政治红利，切实转化为对内政民生的改善。

朱雄英一行行看下去，面色平静无波。

「都在意料之中。」

他心中暗忖。

「武将重功，自然欢欣鼓舞，与有荣焉。」

「文官，尤其是清流，他们的职责之一便是‘规劝’，警惕任何可能打破平衡、强化君权的举动，实属本能。」

「那些老成持重者的担忧，亦非全无道理，胜利易使人骄怠。」

「至于借‘天命’劝修德政其心或善，其言可用。」

他并不因这些不同的声音而愠怒，反而觉得，舆情司能将如此多角度、甚至略带“逆耳”的议论搜集呈报，本身便是一种进步。

兼听则明，若报上来的全是颂圣之声，那才是真正的危险。

第二部分，是市井。

相较于朝堂的含蓄与思辨，民间的声音直接、热烈，乃至沸腾。

茶楼酒肆，几乎人人都在谈论捕鱼儿海大捷与传国玉玺。

说书先生的口中，蓝玉大将军成了“天兵神将”，冯胜老帅是“稳如泰山”，常升则是“福将”，献玺之功被演绎出诸多神异版本。

玉玺的失而复得，更被赋予了浓厚的传奇色彩，与太祖皇帝“真龙出世”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在街头巷尾飞速传播、加工、再创造。

“了不得！了不得！蓝大将军那是星宿下凡！领着天兵，一下就把北元皇帝老儿逮住了！”

“传国玉玺啊！秦始皇的宝贝！丢了快五百年了！居然让咱们大明找回来了！这不是老天爷明摆着告诉天下人，这江山就该是朱家的嘛！”

“以后北边总算能过安生日子了！不用年年担心鞑子打草谷了！陛下万岁！太子殿下千岁！皇太孙殿下千岁！”

“听说那玉玺是郑国公府常升将军亲手从北元皇帝怀里搜出来的！郑国公府，了不得！常家满门忠烈！”

“报纸上说得对，这就是天命在明！咱大明，往后肯定越来越兴旺！”

欢欣、鼓舞、自豪、对太平的憧憬、对“天命”朴素而坚定的信仰，构成了民间舆情的主流。

偶有一些对“打仗耗费钱粮”、“当兵的真辛苦”的零星感慨，也迅速被淹没在喜庆的洪流中。

第三部分，舆情司还特意搜集了金陵国子监及几处着名书院中学子的议论。

年轻士子的反应更为复杂多元。

有人激情澎湃，作诗填词，歌颂“封狼居胥”般的旷世武功，赞美“神器重光”的天命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