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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育婴堂此等看似‘琐细’却关乎民生根本之事，往往只能依赖胥吏报表，无力深入查核。”

“朝廷若希望官员清正勤勉，明察秋毫，除严刑峻法震慑之外，是否亦需使其‘禄足以代耕’，无后顾之忧，方能全心公务？此即孙儿妄言‘养廉’之思，非谓高薪可保清廉，而是不使其有‘不得不贪’之借口！”

“其三，在律法与监察。”

朱雄英语气愈发沉凝，“《大明律》不可谓不严，然多针对官员。对胥吏之贪渎、克扣善款、虐待孤幼等行径，律条或模糊，或惩处过轻。且执行之中，层层庇护，民难申诉。”

“此次若非皇祖母与母妃心血来潮，亲往查看，孙儿恰好同行，此等蠹弊，不知还要隐匿多久，戕害多少孩童！”

“故须修订则例，明确刑责，尤以克扣善款、虐待孤幼等，罪加三等！更须开辟独立监察之途，或鼓励百姓举报，或令锦衣卫、按察司专项稽查，使蠹虫无所遁形！”

他一番话说完，殿内再次陷入寂静。只有烛火噼啪作响。

朱元璋久久凝视着孙儿，目光复杂。

「这小子，不仅看到了问题，更将胥吏、官员、律法三层弊端剖析得清清楚楚，更将“养廉银”与“吏员考选”、“严明律法”捆绑在一起，构成了一套看似完整的解决方案。」

尤其是最后那句“不使其有不得不贪之借口”，隐隐触动了他内心某处。

他当年为何对贪官用重典？不就是因为深知底层官吏生计艰难，易生贪念吗？

只是他选择用“杀”来威慑，而孙子似乎在尝试用“疏导”来预防。

朱元璋缓缓开口，声音听不出喜怒：“你的意思是，给这些蠹虫加俸禄，他们就能不贪了？咱看，是胃口越养越大！难道是咱定的俸禄少了，才逼得他们去贪？！”

这话极其尖锐，带着帝王的威压与质疑。

朱标心头一紧，看向儿子。

朱雄英却并未惊慌，他再次躬身，语气恳切而坚定：“皇祖父明鉴！孙儿绝非此意！贪墨之行，无论如何，皆属罪大恶极，断无可恕！孙儿所言‘养廉’，绝非‘纵贪’，更非谓其‘该贪’！”

他抬起头，眼中光芒坦然：“孙儿以为，严刑峻法，乃去恶之斧钺，可斩已犯之罪；而合理制度，乃防患之堤坝，可阻未犯之恶！斧钺森然，令人畏而不致犯；堤坝牢固，则能导水疏流，使其无可犯之机！”

“我大明官员俸薄，胥吏几无俸禄，此是事实。许多人初入仕途或为吏时，或许亦怀忠君报国、清廉自守之志。然家境贫寒，俸禄不足以养家，上官需孝敬，同僚需应酬，日子久了，坚守便难。或有那等心术不正者，更觉贪墨是理所当然。长此以往，‘陋规’成常例，贪墨成风气，纵有《大诰》森严，亦恐法难责众！”

他话锋一转，指向现实：“皇爷爷，孙儿算过一笔账。若推行‘养廉银’，所费虽巨，然相较于贪墨造成的国库损耗、民生凋敝、民心离散，孰轻孰重？仅以育婴堂一案论，所贪之银粮，恐怕百倍、千倍于予其合理俸禄之所需！国库之银，用于养廉、用于善政，若能因此减少贪墨、提升效能，实则是最大的节省！”

朱元璋听到“算过一笔账”，眼皮微不可察地一跳，心中冷哼：

「果然！这小子就是在跟咱算账！把咱内帑、国库的进项摸得门清！」

朱雄英并未察觉祖父微妙的心绪，他见朱元璋沉吟不语，猜其或是心动，便趁热打铁，抛出了最具情感冲击力的论据：

“皇爷爷，父王，”他声音微微发颤，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悲悯，“孙儿今日在那育婴堂中，亲见那些孩童，最大的不过十岁，最小的尚在襁褓，个个面黄肌瘦，衣不蔽体。孙儿带回的那个孩子，名叫石小满，眼神里的惊恐和渴望，孙儿至今难忘。”

他顿了顿，让那种情绪在殿中弥漫，然后直视朱元璋，问出了一个直击心灵的问题：

“孙儿在想，若那索贿的胥吏，能有一份足以让妻儿温饱的俸禄；若那失察的官员，能有足够的精力、动力去仔细核查；若那盘剥孩童的管事，知道一旦事发，绝无幸理……今日丙字巷中的惨状，是否就能避免？那胥吏，是否还会忍心，去夺如石小满此等孩童碗里那最后一口，本属于他们的活命之粥？！”

最后一句，他问得极轻，却像重锤，狠狠敲在朱元璋和朱标的心上。

石小满那瘦弱惊恐的模样，似乎随着朱雄英的话语，浮现在两位帝国至尊的眼前。

朱元璋紧绷的面容，几不可察地抽动了一下。

他一生杀伐果断，对贪官尤其酷烈，但内心深处，何尝没有一丝“使百姓安居乐业”的朴素愿望？

朱标更是动容，叹息道：“稚子何辜……”

见火候已到，朱雄英果断提出具体建议，而且刻意强调了“试点”和“绑定”：

“皇爷爷，父王，孙儿深知，吏治改革牵涉甚广，不可一蹴而就。孙儿斗胆建议，可否以此次育婴堂案为戒，以整顿善政衙门为契机，先行试点？”

“其一，请准将育婴堂、养济院、惠民药局等善政机构之相关经办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