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三司使韩绛，以及刚刚因运河整治初成而被紧急召回议事的曾布、吕惠卿。

这两位“理财圣手”脸上还带着旅途的风霜，此刻却眉头紧锁，盯着面前摊开的预算条目。

“然，敌之倾国，亦是我之重负。”

文彦博继续道：

“韩宣相已做最节省之估算，仅以此番防御、反击、赏功、抚恤计，所费便不下三百万贯。

此尚是依托本土作战，粮草转运、民夫征发皆在境内。

若战事迁延，或反击过程中出现攻城据守之需，耗费还将倍增。”

韩绛适时接口，声音带着钱谷官员特有的精打细算后的疲惫：

“文枢密所言无误。三司与陕西转运司反复核计，三百万贯，已是将内帑支援、各路协济、以及加征部分沿边州军‘和籴’款皆计算在内后的底线。

这还不包括战后边境堡寨修缮、流民安置、以及对立功将士超出常例的额外恩赏。

若战事顺利，能在春末夏初结束，或可勉强支撑。

若拖入秋后……”

他摇了摇头，没再说下去。

新从东南回来的曾布，对物资流转更为敏感补充道：

“运河初通，南北粮运稍畅，然今冬河北雪大，漕船北上不易。

陕西战事若起，粮草必优先供给西军，河北、河东诸路的常平仓储备便需格外谨慎，以防辽人。”

他特意在“辽人”二字上加重了语气。

吕惠卿则从审计和效率角度提出警告：

“大战一起，州县钱粮调动必急，官吏之中，难免有趁机克扣、虚报、舞弊者。

虽已有御史、皇城司监督，然千里之外，鞭长莫及。

三百万贯，能实打实用到军前、赏到士卒手中的，若能有两百七十万贯，便算吏治清明了。

此亦为隐形成本。”

三百万贯。

这个数字，像一块冰，沉甸甸地压在赵顼心头。

他悄悄问过，如果是以同等规模的兵力，主动攻入西夏境内，进行一场旨在攻城略地的进攻战役，初步估算便要破千万贯！

难怪古来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说，这“戎”字，真是用金山银海堆出来的，更是用国运在赌博。

比起他登基后经历过的西夏几次中小规模侵扰，这次是真正的国运对撞。

西夏押上了最后的筹码，而大宋，也被迫押上了巨额的财政储备和未来的战略空间。

战争带来的不可控因素太多了——战场上一个意外的挫败，可能导致全线士气崩溃；

一个将领的指挥失误，可能葬送数万精兵；甚至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或恶劣天气，都可能让一切计划化为泡影。

打赢了，一切好说；打输了，新法可能夭折，主战派将失势，他的权威将遭受重创，边境永无宁日，甚至可能诱发国内动荡……

他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又飘向沙盘上那个点——大顺城。

它会成为撬动整个西北局势的“棋眼”吗？刘昌祚能演好那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险戏吗？

种谔在绥德，真的能牢牢钉住西夏的偏师，并在关键时刻给予致命一击？

还有王韶……那个联结吐蕃、千里袭扰的计划。

在枢密院的分析中，这是“奇兵”，是“胜负手”，但也标注了最高的“不确定性”。

它会成为压垮西夏的最后一根稻草，为这场惨胜“锦上添花”？还是根本就是“水中月、镜中花”，徒耗钱粮，甚至反遭其噬？

“陛下，”参知政事冯京的声音将赵顼的思绪拉回：

“文枢密、韩计相所虑极是。然臣以为，此战关乎国威，关乎西陲百年之安，这钱，不得不花，且需花在刀刃上。

眼下当务之急，是确保陕西宣抚司所需，第一时间足额到位，绝不可因粮饷器械延误战机。”

同知枢密院事吴充也道：

“河北、河东防务，臣已与枢密院同僚加紧核查，增派斥候，严防辽人异动。

然辽主洪基，老谋深算，此刻多半是坐山观虎斗。

只要我陕西战事不出现崩坏之象，辽人直接介入的可能性不高。

但其在边境的‘秋捺钵’规模，恐怕会超乎往年，以示存在。”

一直沉默倾听的宰相曾公亮，此时缓缓开口声音沉稳：

“多事之秋，更需定力。西北战事，既已委付韩琦，便应信之用之。

朝廷所能做，一在足饷，二在安内，三在备变。南边……”

他目光扫过地图下角的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