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熙的《早春图》虽未携带，但依据记忆所述“三远法”与山水意境，辅以简单勾勒，已让辽国画师神往。

崔白笔下栩栩如生的寒雀、野兔，其生动传神与自然意趣，远超辽地绘画的程式化风格。

辽国贵族酷爱绘画，见到如此神品，求购、求教者络绎不绝。

朱文济的一张古琴，一曲《流水》，更是涤荡了营地的肃杀之气。

琴声淙淙，意境高远，许多契丹贵族虽不解其深意，却被那清越悠远的音色与演奏者物我两忘的境界所慑，安静聆听。

音乐，成为了超越语言的文化直击。

而先期抵达、已在辽国南京学界小有名气的程颢、程颐兄弟，此刻的作用更为微妙。

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唐代典籍，更是正在宋地勃兴的“理学”新思潮。

在与辽国汉儒（如马人望、耶律俨等）的切磋中，二程阐述“天理”、“心性”、“格物致知”之说。

这些深邃的哲学思考，对惯于经学章句或佛教思辨的辽国学者而言，如同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虽然理解不一，争论频起，但这种纯粹思想层面的碰撞，极大地激发了辽国学术圈的活力。

耶律洪基敏锐地察觉到，这种新的儒学思想，或许比华丽的诗文辞赋。

更能从根本上塑造人心、维系伦理，对其统治不乏潜在益处，故而默许甚至鼓励这种交流。

这场由宋朝使团主导的“文化热”，耶律洪基尽收眼底。

他的心情复杂，一方面他无比自信。

他亲眼见过且也拥有宋朝使团永远无法拥有的武力与四方来朝的威权。

眼前的诗文书法、史学哲理，是他渴望的“文治”点缀，是他构建“北朝盛世”图景所需的色彩。

他乐于看到太子和贵族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这有助于提升统治阶层的文化素养，巩固统治。

他甚至会与欧阳修、司马光诗词唱和（其本人文学修养不低），以彰显自己“文武兼资”的帝王气象。

这种自信，源于他坚实的权力基础和对帝国绝对的掌控。

另一方面他亦心存警惕，他敏锐地察觉到，宋朝文化中那种深邃的历史感、强烈的道德理性以及超越现实功利的精神追求，具有一种潜在的、柔性的强大力量。

它不直接挑战权力，却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思想与价值观。

司马光对“正统”与“礼义”的坚守，欧阳修绵里藏针的《春秋》大义，甚至二程那套抽象的“天理”说都在某种程度上，与他契丹本位和现实强权政治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张力。

他需要的是被吸收、改造、为其所用的文化工具，而非可能动摇其统治根基或民族特性的思想体系。

因此他一面优容文化交流，甚至推波助澜；另一面，则更加强调“辽礼”的独特性与优先性。

在一次宴会上，他借着酒意，对宋朝使团朗声道：

“朕观南朝文物，粲然可观。

然我大辽，自有制度。

塞北雄风，骑射为本；佛法西来，慈悲为怀；兼收并蓄，乃成一家之体。

譬如饮食，牛羊肉酪，滋养我等筋骨；诗词茶香，怡悦我等性情。

二者不可或缺，然主次分明。”

这是明确的宣告：欢迎文化输入，但主体在我。

大辽的自信，在于有能力将一切精华，纳入以我为主的“辽礼”框架之中。

数日交流，宋朝使团用无与伦比的文化深度与高度，成功挽回了尊严。

并赢得了辽国上下尤其是知识阶层的由衷敬佩。

他们证明在刀剑弓马之外，还存在另一个衡量伟大的维度——文明的厚度与精神的境界。

欧阳修、司马光等人的不卑不亢，并非出于傲慢，而是源于对自身文明价值的深切认同与坚守。

这种底气，是任何武力威慑都无法剥夺的。

然而这也并非一场简单的胜利。

宋朝士大夫们同样被震撼了——被辽国统治阶层对先进文化如饥似渴的学习能力，被耶律洪基那种充满弹性的、自信的、以我为主的文明吸收策略。

他们意识到这个北邻，不仅在武力上是劲敌，在文明塑造与竞争上，也同样是一个拥有强大主体意识、难以被同化或轻视的对手。

当使团离开捺钵，继续北行或返回时，双方的心态都已悄然改变。

辽国更加确信，自己正走在一条“武功既彰，文治渐隆”的帝国道路上，对宋朝的文化仰慕中，多了几分平视与择取的自觉。

宋朝使团则带走了一份沉重的清醒：收复燕云、乃至与辽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