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最重要的大辽军事力量的终极展示，并非简单的列队。

而是由皮室军重骑兵、属珊军步兵、渤海军、奚军等不同族属的精锐，进行联合战阵演练。

重骑兵的墙式冲锋，步兵的严密方阵，骑射手的精准箭雨，辅以震天动地的战鼓与号角，将暴力美学演绎到极致。

演练的最后，一支轻骑兵分队，当着所有使臣的面，表演了“射柳”——在飞驰的马上，用无镞箭射断悬挂的柳枝，这是契丹传统的军事竞技，也是力量的炫耀。

耶律洪基始终端坐马上，静静观看，偶尔对身边的重臣点评一二，神态闲适，仿佛眼前这足以令山河变色的武力，不过是他掌中寻常玩物。

这场持续了近两个时辰的大典，对宋朝使团成员的冲击，远比之前边境的铁骑更加深刻、更加复杂。

司马光：他紧握着笏板的手指关节发白。

他看到的不是“蛮夷无礼”，而是一套虽然杂糅，但运行有效、等级森严、极具威慑力的帝国礼仪与统治体系。

辽国成功地将军事霸权、宗教权威、政治羁縻和物质贡赐融为一体，构建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跨越草原与农耕的“天下秩序”。

这个秩序，在现实层面，似乎比宋朝所坚持的、以文化优越感为核心的“华夷秩序”，更具有弹性和掌控力。

尤其是看到西夏、高丽乃至女真首领在辽帝面前的姿态，他心中“联夷制辽”或“以夷制夷”的某些策略构想，受到了严峻挑战。

这个“夷”，自己就是秩序的中心，如何“制”之？

欧阳修：他更多地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审视。

耶律洪基刻意展示的这种“胡汉一体”、“武功文治”并重的君主形象，显然是在有意识地模仿甚至想超越唐朝皇帝的“天可汗”角色。

辽国不仅在学习汉文化，更在试图重新定义“正统”——一个兼容并蓄、武力强盛、能统御多元族群的正统。

这对宋朝的“正统”叙事构成了直接威胁。

他意识到，未来的文化交锋，可能不再是“文明与野蛮”的对话，而是两种不同的“文明模式”与“正统观念”的竞争。

赵宗晖：这位皇叔祖感到的是最直接的政治压力。

辽国的强盛、辽帝的威仪、万邦的臣服，都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的。

这让他对完成“怀柔”使命的信心大打折扣，更对回国后如何向官家汇报这“北朝实情”感到忧虑。

说轻了是失职，说重了……恐动摇国本。

其他随行官员、文人：最初的震撼过后，许多人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与自卑。

不是对自身文化的自卑，而是对国力、国际影响力、以及这种混一天下的气魄的自愧不如。

辽国呈现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甚至有些粗野的帝国扩张力；

而宋朝，更像一个精致、内向、有时沉溺于内部纷争的文明体。

这种对比，让人心悸。

大典结束后，有盛大的宴会。

耶律洪基在御帐中接见了各国使节首领，也包括宋朝正副使。

他的态度温和而自信，对欧阳修、司马光的学问表示赞赏，但言谈间，总是不经意地提及辽国的疆域、各部族的归附、以及对佛教经典的编纂（如《契丹藏》），处处彰显其“文治武功”。

当宋朝使团终于回到自己的营帐，夜色已深。

原野上依然回荡着其他部族营地传来的歌舞与欢宴之声，那是胜利者和依附者的喧嚣。

而宋朝的营区，却一片寂静。

欧阳修独坐帐中，就着牛油灯，缓缓在日记中写道：

“……观其礼仪，胡汉杂糅而自成法度；察其军容，百族精锐而号令如一；见其宾客，万里辐辏而尊卑有序。

此非昔年之契丹，实乃一北朝大帝国也。

我朝视之为夷狄者，其自视为何？

天下人又视之为何？

今日方知，‘兄弟之邦’四字，重有千钧，得来不易，守之……尤难。”

司马光则反复回想耶律洪基那双沉静而锐利的眼睛，以及万邦朝拜时那山呼海啸的“万岁”之声。

他提起笔，想写一份关于加强河北边防、慎重对待辽夏关系的札子腹稿，却久久无法落笔。

最后，他只写下了七个字：

“北朝之势，已成矣。”

这场接见大典，如同一场冰冷而盛大的成人礼，强迫宋朝的精英士大夫们，彻底抛弃了对北方邻居最后一丝“蛮夷”的轻视。

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在政治、军事、文化、外交上全方位展示肌肉的、充满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