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虽不在中枢，但其学问文章，天下谁敢小觑？

更何况是在这思想激荡的微妙时刻。

王内侄清了清嗓子，开始诵读。开篇第一句，便如一块寒冰，投入沸腾的油锅：

“夫道之不行也，吾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

仅仅一句，满座皆寂。

方才争论的双方，都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扑面而来。这并非针对某一方的指责，而是对整个时代思想弊病的诊断！

“今之论者，或蔽于名而不知实，或骛于远而遗乎迩，此岂孔孟之本意邪？”

刀锋出鞘了！“蔽于名而不知实”——这岂不是直指那些空谈“修德”、“仁义”的守旧清流？

“骛于远而遗乎迩”——这岂不是批判他们只慕三代之虚远，不顾眼前之危局？

诵读在继续。当读到“舍足食足兵之‘实’，而空求民信之‘名’，是犹舍舟楫而欲济江河”时，席间几位司马光的门生脸色已然发白。

这对比太尖锐，太形象，让他们赖以立论的根基开始摇晃。

而那句“见邻室火起，而闭门诵《孝经》”的譬喻一出，更是如同惊雷炸响！

一位原本支持司马光的官员，手中的酒杯“啪”地落在桌上，酒液泼洒而出，他却浑然不觉。

这比喻太过刻骨，将那种迂腐无能、脱离实际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让人无法辩驳，更感到一种无地自容的羞惭。

王内侄的声音愈发沉稳有力，将《问儒》篇的精义一字一句地烙印在每个人心上：

“唯实可以穷理，唯变可以通久”、“公利即大义”、“‘实’者，道之所寓也”

文章诵毕，揽月轩内陷入了长时间的、令人窒息的寂静。

方才的激烈争吵，在这篇雄文面前，显得如此苍白和琐碎。

突然，太学正沈季长猛地一拍桌案，震得杯盘作响，他须发皆张，激动地高声道：

“得之矣！

得之矣！

此真孔门心法，圣学真谛！

拨云雾而见青天，莫过于此！”

他这一声呼喊，如同点燃了火药桶。

“噗通”一声，一位年轻的中书舍人竟激动得跪坐于地，以手掩面，肩头耸动：

“枉读圣贤书二十年！今日方知何为经世，何为实用！”

“抄！快取纸笔来！”

有人嘶喊着，已然顾不上礼仪，就要当场誊录。

更多的人是陷入巨大的迷茫和震撼之中，面面相觑，低声交换着惊骇的眼神。

几位程门弟子脸色铁青，彼此对视，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深深的忧虑。他们明白，王安石这不是在争论，这是在重构道统！

他将“道”牢牢锚定在“实”之上，这与他们老师正在构建的以“理”为本、重心性的学问，简直是南辕北辙！

“荒谬！强词夺理！”

一位守旧派老臣颤巍巍地站起身，想要反驳，却发现自己脑中一片混乱，竟找不出像样的论点来对抗那严密如铁的论证链条，只得拂袖而去，留下一个狼狈的背影。

这一夜，樊楼的灯火注定无眠。《问儒》篇的内容，以比舒亶文章更快的速度，像风一样刮遍了汴京的每一个角落。

无数的抄本在士人手中传递，太学的斋舍灯火通明，争论之声通宵达旦。

王安石的名字，与“实学”、“变法”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年轻士子心中一座新的灯塔。

而在皇城深处，赵顼听着皇城司密探关于樊楼之夜的详细奏报，脸上露出了难以察觉的微笑。

他手中的棋子，已然落下。

这枚由当世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投下的“惊蛰之雷”，终于将笼罩在帝国上空那层由虚骄和惰性织就的厚重帷幕，彻底撕裂了一道口子。

光明，或许将由此照进现实。

而寒意，也必将随之更加刺骨。熙宁三年的春天，就在这思想界的电闪雷鸣中，悍然降临。

熙宁三年正月初十六，年节的喜庆余温尚在，但汴京皇城大内却已恢复了往日的肃穆。

福宁殿东书房内，炭火静静燃烧，驱散着严冬的寒意。

年轻的大宋官家赵顼与三司使、他的潜邸旧臣韩绛相对而坐，中间隔着一张紫檀木茶案。

案上除了一套定窑白瓷茶具，还摊放着一份昨日刚从樊楼流传出来、如今已轰动京师的文稿——王安石所作的《问儒》。

韩绛已沉默良久。

他手中的茶早已凉透，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那篇文章。

作为三司使，总掌天下财赋，他每日面对的是捉襟见肘的国库、是各处催要粮饷的紧急文书、是推行新法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