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皇帝赵顼端坐龙椅，目光扫过丹陛下的诸位心腹股肱，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仪：“移驾紫宸殿后阁。”这是一次更核心、更机密的御前会议。

紫宸殿后阁，门窗紧闭，仅余心腹内侍守候在外。赵顼免去了繁文缛节，直接指向核心：

“诸卿，辽主此书，谦辞之下，刀锋凛然。其所谋者，非一宴会，乃在道统根本。

朕若拒之，示天下以不广；若轻允之，恐堕其彀中。然，朕料诸卿心中，必有定见。”

首辅韩琦率先开口，语气沉缓却斩钉截铁：

“陛下明鉴。此非请柬，实为战书！然，此战在文不在武，在礼不在兵。

辽主欲以其‘文治’与我朝争‘正统’，此乃百年未有之变局，亦是百年未有之挑战。

老臣以为，避而不战，示弱于天下，其害更甚于战败。”

枢密使文彦博立即附和：

“韩相所言极是。辽主此计，狠辣在于其‘阳谋’之势。

我朝文教之盛，冠绝寰宇，此正乃彰显气象、摧折其锋芒之良机！

然，须防其以逸待劳，于我境内设下文辞陷阱。”

三司使韩绛从务实角度补充：

“此事亦关乎国体声望。

若能在此‘文华会’上，展我朝士子风范，学术精深，礼仪昌明，则天下归心，远人慑服，其利非金银可计。

然，人选、策略，须慎之又慎。”

此时，国子监祭酒吕公着情绪激昂，他之前的“拒斥论”已彻底转变为“主战论”，他几乎是慨然陈词：

“陛下！臣此前愚钝，几误大事！今已彻悟，辽主此举，正是以夷狄之身，行僭越之实，欲乱我华夷之大防！

此非寻常往来，乃道统存亡之战！我辈读圣贤书，值此之际，岂能退缩？

正应趁此机会，遣当世大儒，北上中京，于其庙堂之上，堂堂正正，宣示圣人之道唯在中夏！

使其知华夏衣冠之不可企及，绝其非分之想！

此乃诛心之战，必胜之战！”

他的发言，代表了绝大多数士大夫的心声——一种被侵犯了信仰核心后迸发出的强烈卫道激情。

赵顼静静听着，心中已然明了。重臣们的意见高度一致：必须应战，而且要赢的漂亮。

分歧只在于具体策略。

就在众人以为皇帝会就此定策，开始商议使团人选时，赵顼却做出了一个出乎意料又令人叹服的决断。

他缓缓起身，踱步至阁中悬挂的《江山社稷图》前，目光深邃，仿佛在权衡千古得失。片刻后，他转过身，语气沉稳而坚定：

“诸卿之论，老臣谋国，深合朕心。辽主划下道来，我辈岂有畏缩之理？然——”

他话锋一转，目光扫过众人，

“此文华之会，关乎国体，更系道统。非朕一人，亦非在朝诸公可独断。”

“欧阳修在河北，司马光在洛阳。”

赵顼的声音清晰而有力，“此二人，一为当今文宗，士林领袖；一为史学泰斗，礼学大家。

此番北上‘论道’，若成行，彼二人必为砥柱。其意如何，至关重要。且天下士林清议，亦多以此二人为瞻。”

他看向参知政事曾公亮，下令道：

“曾卿，即刻拟旨，不，拟‘咨议’手诏！将辽主国书及今日廷议纪要，以六百里加急，分送河北欧阳修、洛阳司马光。”

“手诏中须明言：此非君命，乃‘咨议’。

朕以天下文脉事，咨于二公。请二公详析利弊，坦陈己见。北上利弊若何？

若行，当持何策，方能彰我华夏之盛，折彼僭越之心？

若二公以为不可，其由安在？朕，静候二公直言。”

此言一出，阁中重臣无不心折！就连最持重的韩琦，眼中也流露出赞赏之色。

此举之妙，在于四重：

极致尊重：将最终决策的“咨询权”交给欧阳修和司马光，给予了士大夫领袖前所未有的崇高礼遇，极大提升了他们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这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级别的“尊贤”姿态，能赢得整个士林的由衷拥护。

分化压力：将此重大决策的责任，部分分担给这两位天下仰望的大贤。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决策都建立在最广泛的“士林公议”基础之上，皇帝的超然与明智得以凸显。

集思广益：欧阳修、司马光身处江湖之远，对士林心态、学术动态有更敏锐的感知。

他们的意见，能弥补朝堂视角的局限，使策略更周全。

引蛇出洞：这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