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挠新政者，莫怪国法无情，皇城司的案卷上，不缺几个名字！”

这番话，将恩威并济运用到了极致。训导所不再是简单的安置所，而是一种资格，一种奖赏，更是一种救赎的机会。同时，也清晰地划出了红线。

改制风暴一起，暗流汹涌而至。正如韩绛所料，告状的奏疏、诉苦的私信，开始雪片般飞向政事堂，飞向韩琦与曾公亮的案头。

内容无外乎：“韩绛、吕惠卿等操切弄权，排除异己，搅得三司鸡犬不宁”、“皇城司缇骑擅入计相之府，国体何在？”、“如此下去，国本动摇”云云。

然而，这些声音，大部分在政事堂被悄然压下。

韩琦的处理方式，充分展现了老派政治家的沉稳与智慧。

他对心腹幕僚叹道：

“陛下锐意进取，此势不可逆。三司积弊，亦非一日。

韩绛等人，手段虽烈，然其方向，未必全错。此时上书弹劾，非但无益，反会激怒陛下，于事无补。”

他采取的策略是“拖”和“滤”——将那些情绪化的攻击奏疏“留中”或“下所司核查”，变相冷却处理。

他只会在关键时刻，向赵顼委婉地提醒“宜稳当，循序渐进”，但绝不公开否定改革。

曾公亮则更为圆融，他会召见一些告状的代表，温言安抚，表示“已知尔等难处，定会向韩相及陛下转达”，但转身便将压力化解于无形。

他扮演的是“安抚者”和“缓冲垫”的角色，避免矛盾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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